一个皇帝的生活哲学

　　许知远

　　很有可能，是失败的小说家经历造就了杰出的历史学家史景迁。他写出了我们时代最漂亮的历史作品。他的那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描述，山东一名籍籍无名的妇女命运的追溯，或是一群外国人如何在中国展开他们的冒险旅程，这些对美国人全然陌生的故事都足以登上《纽约时报》的图书排行榜。他的写作在这些故事所发生的国家内都激起了无限的阅读 热忱，仿佛他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昔日时光。

　　在我读到《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时，清代的宫廷戏正以各种面貌拥挤在电视屏幕上。那些著名的皇帝与大臣们要么被庸俗化成市民形象，每天在不知疲倦的斗嘴；要么就戴上一副诡异的权谋面具，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血腥刺激……与此同时，关于康乾盛世的研究也越来越令人瞩目。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人构成的一个半世纪，是那个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在日渐紧密的全球化格局中她依旧卓尔不群，既保持了内部世界的安定，也在外部竞争中处于领先，欧洲最才智超群之士都加入对中国赞美的合唱中。随后中国的命运就开始发生悲剧性的逆转。三年前，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连篇累牍的探讨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人物的统治哲学，试图以史为鉴。

　　康熙无疑是这三个皇帝中争议最少的一位，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统治者，能与他匹敌的可能只有唐太宗。试图从昔日的统治者身上获取领导的艺术，已变成了商业出版界大受欢迎的法则，以莎士比亚、马基雅维利、丘吉尔为话题的管理著作充斥着书店，康熙肯定可以进入这个行列，有关他的出版物上印上“东方管理精髓”这样的推销用语，事实上，史景迁迷人的“康熙自画像”正是《福布斯》阅读俱乐部的推荐书。

　　像所有领导者一样，康熙一生所要面对的个人内心世界与一个不断变化和扩张的外部世界的紧张感，他要警惕面对权力的侵犯与腐蚀，对抗生命中的不可避免的孤独感……

　　八岁时，他就享有无尚的特权。特权致力于将他变成一个抽象的人，“天子”这一称呼表明了他是上天和普通人间的中介者，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强调与别人不同，只有他可以用红色的墨水写字，他说出的话不能更改，他轻易地决定了他人的生死，他可以发起战争、也可以平息混乱……与此同时，他也被要求成为全国人民的道德与智力的表率，他不可以轻易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言行要合符一代代积累起来的教条规范。

　　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放纵与高强度的要求之间达成平衡。一代代帝王们为绝对的权力所伤，一些人成为残暴之徒，另一些人畏惧责任成为逃避主义者——就在一个世纪前，明末著名的皇帝万历与官僚阶层赌气而二十年不上朝。

　　从1661年到1722年，康熙漫长的61年帝王生涯却是由一连串个人与国家的胜利构成的。8岁时他继承了一个秩序仍很不稳固的新国家；13岁时，他开始亲政；16岁时，他以与其年龄不相衬的果断清除了鳌拜；19岁开始面对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叛乱，以惊人的冷静、勇敢平息了它；接着，他还收复了台湾，荡平了外蒙古与新疆，与俄罗斯签定了中国外交史上最后的平等条约……

　　在此期间，他六次巡游中国，留下大量诗词、书信与一份16页的自传，与天主教的传教士切磋天文学知识。他的任内见证了中国的人口倍增至1.5亿，疆土扩充到中国历史上最广阔的幅员。尽管为继承人而焦头烂额，但他最终的继承者

雍正皇帝仍被证明是一个残忍却强有力的领导者，将他的政治遗产继续保持下去。

　　在权力问题上，极端主义情绪左右着知识分子。自从梁启超说出“二十四史非史也, 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后，中国历史就变成了一部专制史，流动的社会被想象成了铁板一块。但是，对于最高权力的迷恋从来未从普通中国人心目中消退过。于是传统政治要么就因为它是彻底专制而对现代世界缺乏精神鼓舞——它理应被抛弃，要么就变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弹药库——它蕴涵了中国的所有秘密。

　　只有放在漫长的政治传统中，我们才可能更好的评价康熙的贡献与缺陷。帝王与庞大的官僚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帝王是世袭，而官僚组织则由使用同样高雅语言的精英阶层所构成，尽管精英阶层的成员是流动的，但他们信奉的儒家意识形态体系却是始终不变的。

　　政治具有吞噬一切的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都难以与它抗衡。由皇帝与官僚们构成了单一的自足体系，他们拥有自己的衡量体系，而丝毫不受社会因素干扰，决定官员命运的不是公众，而是皇帝与其他的官员。这种政治生态酝酿出封闭的、单一的政治精神。

　　于是，个人的自我约束、自我省查、自我驱动能力，就变成了这个政治体系的主要依靠。它无法防止整体制度的崩溃，却可能成就一些卓越的个人，他们依靠不懈的内在的修为而获得独特地位。变革的驱动力必须来自于最高政治阶层，如果时机恰当，一位天资甚高的皇帝与时代情绪恰好相符，那么他的权力将转化成成绩斐然的行动，他的智慧不会浪费在与社会的讨价还价里。

　　康熙正是这样一种皇帝。在史景迁充满想象力的描述中，康熙则几乎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式的现代人，正是他对个人提高的可能性的不断追逐，造就了一个繁荣年代。

　　他内心的开放性使得他愿意接受各种影响。他对于汉语、儒家典籍的兴趣，使得他拓展了满族文化的狭隘心理，在人口统计学、传统资源都明显处于劣势的满族人最终巩固了对庞大中国的控制。尽管天主教徒遗憾于最终未能劝说他改信上帝，但这个皇帝对于科学知识的探索令他们自己都备受感动。

　　他的自我克制则更为少见。尽管生育了56名子女，他却很少把时间浪费在床上。冷静一些时候变成了难以参透的冷酷，当他在病重期间，听说他的继承人及身边的人对此深感高兴，他抑制住了自己的愤怒，只有在医生说动怒已不妨碍他的健康时，才决定处置这些人。

　　他用无限的好奇心来对抗可能的厌倦感，他注意潮水的涨落时间，为什么腐烂的树会在夜里发光……他也不满意任何既有的答案，耐心的观察赋予了他一种特别的洞察力。

　　他的理性主义渗透在他的统治之道与日常生活中。他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自己，而不是不可测的力量，史景迁甚至为他想象出这样的内心独白：“我们的幸福由我们自己追求。”有时候，他也喜欢吹牛，他号称自己一生杀死了135只猛虎，20头狗熊，25头豹子。

　　他很早就意识信息的重要性。他致力于让自己成为一个信息的中心，他拓展个人与广阔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一次次巡游、与地方名流与普通百姓的谈话，使他了解更真实的世界。他提高了情报传递的速度，尽量消除地方官员与皇帝之间的距离。

　　康熙的所有努力，最终使一个专制体制获得巨大的生机，这种生机因为接下来的两代继承者的努力而到达巅峰。但这种个人的能量与创造力不可能激发起整个社会的呼应，他的后代统治的国家印证了人类学家柯瑞伯的判断：“当那个模式里头全部的可能都被察觉到的那一刻，价值的极点就已达到了……当其机会，或者说可能，人为发挥极致的时候，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完成了。”

　　但在史景迁这本薄薄的作品里，我们看到，或许历史剧的宿命早已决定，但这不妨碍剧中人自创出精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