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表象下的行为意识

　　金雁/文

    被伏特加劫持的民族

　　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缺乏理性精神，是卡里斯马政治(魅力政治)与群众性歇斯底里文化产生的土壤，其表现形式是易大轰大嗡，集体无意识。而“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 归地主”的哥萨克自治观念，更直接产生了俄国式的皇权主义以及从村社角度对西方民主的鄙视。

　　俄国的谚语中有许多皇权主义的内容：“上帝在天上，沙皇在地上”，“上帝有恩，沙皇有威”，“沙皇的权能是上帝设定的”，等等。俄国人历来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形式上的、具有欺骗性的，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西方民主承认有用金饭碗吃饭的权力，但对于俄国农民来说，我们愿意用一个银卢布来出卖这种权力。苏东剧变后，俄国在1992-1993年推行“证券私有化”时，许多俄国人把证券拿去换酒喝了，而捷克人手中的私有化证券95%以上都转换成了投资券，尽管这主要取决于捷、俄两国的操作设计，但捷、俄两国人民民族性格的差异显而易见。

　　“俄国的酗酒文化”是全世界闻名的，它固然与气候条件有一定的联系，但理性精神缺乏也是因素之一。伏特加号称“俄国之神”，俄国人认为，不论在哪一种政治制度下，“俄国人永远都是被伏特加劫持的人质”。狂饮对很多人来说是惟一的乐趣，“酒”和东正教是俄国人连接精神与肉体的桥梁，巴枯宁曾说：“教堂对于人民起着一种天国里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某种天堂一样，人们在烧酒中可以忘却自己日常苦难的记忆，一次比一次更加陶醉。”

　　似乎国家的一切不幸与灾难都和酒扯得上关系。有一种说法是，日俄战争和第一次

世界大战，为什么俄国打输了呢？是因为沙皇想当然地认为，士兵酗酒成性会降低战斗力，贻误战机，殊不知结果是恰恰相反，俄罗斯男人离了酒是不能活下去的，“禁酒”才真正导致了前线的战士毫无士气，软弱无力，不输才怪呢(其实当时真正的原因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是为了筹措巨额军费而实行“酒类专卖”的)。斯大林总结了这个教训，苏德战争打响后，苏联国防部规定，前线战士每人每天可以获得100克伏特加的配给，于是战士们个个英勇无比。就有俄罗斯人认为打赢二战靠的是两样：伏特加和喀秋莎。

　　戈尔巴乔夫是俄国历史上惟一大力推行禁饮伏特加的领导人，坊间里曾说这和他不能善终有直接的关系。1985年他上台以后下令禁酒，关闭酒厂，引起举国嚎啕，结果市场上食糖短缺，大家都在自己家里酿酒。从那时起“禁酒令”多次撤销又多次恢复，每次反复的结果只能加剧人们对伏特加的更加热衷。现在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只有60岁，比女人要低十几岁，和酗酒不无关系。

　　弥赛亚情结的由来

　　俄罗斯民族文化中有很强的“救世”认同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弥赛亚”学说。“弥赛亚”(Messiah)是一个从东正教引进的概念，它来源于古犹太语，从《旧约》的“膏油”、“涂油”、“受膏者”演变而来，意为一个人头上被涂了膏油，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便负有特殊的使命，后来这个词就有了“拯救”、“救世”、“上帝选定”、“庄严使命”、“普济天下”的意义。

　　罗斯人原来是多神崇拜，从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经过6个世纪的推广，东正教终于成为民族宗教，但是一直以来主教和大主教都是希腊人担任，君士坦丁堡不承认罗斯人自己推选的主教。1439年，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佛罗伦萨宗教会商议通过了一个东西方教会联合的决议。事隔不久，君士坦丁堡沦陷，拜占庭帝国灭亡。在罗斯人看来，这是因为希腊人对西方教会投降、对上帝不虔诚而受到的惩罚，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1510年，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上书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说：“旧罗马被不信神的野蛮人攻陷了，第二罗马由于改弦易辙被阿加尔人的战斧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罗马，全部基督教归于您，两个罗马垮掉了，第三个罗马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有了。”1597年，库尔布斯基王公在通信中第一次使用了“神圣罗斯”这个称呼，“第三罗马”与“神圣罗斯”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表示“俄国是世界上真正东正教信仰的惟一捍卫者，西欧文明是对东正教的损害和叛离，由于俄罗斯人是最虔诚、最坚定的民族而被上帝选定为神选民族，被赋予使命与力量来拯救人类，神选的民族是各民族的弥赛亚，当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候，弥赛亚民族将起到擎天柱的作用。从此，这个理论把东西方对立起来，划分出与西方世界不同的归属感和价值观的差别。

　　伊凡三世取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以拜占庭的双头鹰为国徽，表示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1589年莫斯科从主教区升格为牧首区取代拜占庭成为东正教的中心，此后第三罗马的理论有了更加充分的根据，莫斯科与西方世界不同的老大地位似乎已毋庸置疑。从霍米亚科夫到基里耶夫斯基再到索洛维耶夫，都认为东正教有相对于西方基督教不同的发展道路，东正教文化的特征是“聚合性”，天主教是有统一无自由，新教是有自由无统一，只有东正教是统一与自由的结合。

　　俄罗斯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类型，它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普世原则，是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相对立，俄罗斯的使命就在于把这种理念推广到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概括最能体现俄国人对弥赛亚思想的感悟：“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可见“弥赛亚”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渗透在俄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血液当中，甚至延伸到20世纪的革命和冷战过程。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有义务在此岸世界实现一种不重复西欧道路的追求，它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污泥浊水和物欲横流，向历史增添重精神、轻物质的新因素。

　　19世纪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在于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是就其救赎意义来说二者又是殊途同归。斯拉夫派说，俄国是世界历史的领袖，拯救世界的历史性任务是由某个具体的历史力量承担的，这个力量的载体就是斯拉夫民族。西方派认为，上帝安排俄罗斯承受苦难，是为了让它警示世人，不让别人重蹈覆辙，俄罗斯有巨大的隐含的尚未实现的潜质，它的落后有一天会变成它完成历史使命的起点。自由主义哲学家索洛维耶夫认为这个世界是靠三种力量制衡的(三足鼎立)，即东方、西方和俄罗斯，东方文化强调没有人道的神，西方文化强调不信神的人，只有俄罗斯可以、也应该给予人类新的文化内涵，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第三种力量的介入，东西之间的较量将无休无止，这第三种力量是一种崇高的力量，它剔除了东西方相互排斥的矛盾性，给世界带来正确性的创造。因此俄国人喜欢称自己是夹在欧洲和亚洲两大对立面之间拿着盾牌的国家。

　　别尔加耶夫说，“俄国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普遍救世理念”，如果这句话不好理解，换一种列宁的通俗解释，“苏维埃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的性质而言，它可以担当世界的拯救者”。在许多俄国人看来，“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第三罗马”没有实现的愿望“第三国际”都实现了，俄国人认为“第三国际”也是一个神圣帝国，也是以正统的思想为基础的。在这里两个救世主——俄国人的救世主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在俄国精神中的“社会真理”将在全世界实现，它以自身的价值对抗着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不是“弥赛亚”精神的落实还能是什么呢？

　　曾有俄国人讲“十月革命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推动人类历史进步”，这样的提法虽然充满了苏联体制意识形态味道，但是如果现在换成宗教的语言仍使俄国人非常受用。那时最令俄国人感到欣慰的是，其实“第三国际”不是国际的而是俄罗斯的。苏联时期在法共的一次党代会上，一位法国代表说：“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这句话以前是对的，但现在不对了，他们现在有祖国了——那就是俄国，那就是莫斯科，工人阶级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些话登在《真理报》上让俄国人觉得“弥赛亚”理念真的实现了。俄国人的潜意识里，对“苏联”不复存在的心理落差远远要大于实际意义。这是苏联瓦解以后许多俄国人都承认的一点。

　　“强国”理念下的定位

　　从2003年斯大林逝世50周年以及2005年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弥漫的“怀旧”情绪中，可以感到俄国人的失落。俄国人是有“大国意识”、“救世情结”、有独特民族诉求的国家，他们无法忍受“二等国”的角色。

　　很多人认为给斯大林评价较高的人肯定出自左派，其实是错误的。对斯大林持肯定态度比例最高的是民族主义的日里诺夫斯基的“自民党”，该组织中83%的人对斯大林竖大拇指，排在第三位的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有56%的人赞扬斯大林，他们主要欣赏斯大林的铁腕和对世界的征服意义。当然崇尚共产主义理念的人也有，但是在民众中更多人是把共产主义=福利国家，共产主义=优于西方价值观的强大国家。在这里我们看到支持普京和赞赏斯大林的人有相当大的重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对普京好评如潮，左派声望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又有这么多的人在纪念斯大林，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很多人是把普京、斯大林当作“好沙皇”来崇拜的。在俄国人看来，“世界只尊重强国”。在俄国人的记忆中，斯大林是不是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强大俄罗斯的象征”。强国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满足和物质利益，向往大国的心情与弥赛亚情结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纪念二战胜利的游行队伍中的标语是“苏联时期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现在悬挂在莫斯科大街上的口号是“建设强大的俄国，普京！”。

　　在东西两大文明夹击下造就的独特的民族理念和强国诉求，决定了俄罗斯的“民族身份辨认性”较为突出。弥赛亚情结和俄罗斯使命感是形而上精神追求，从它衍生而来的形而下的实践就是泛斯拉夫主义、大俄罗斯主义、霸权主义的“超国家”思想，它先入为主地给自己一种“拯救者”的定位。这也是俄罗斯长期以来处理不好与其他民族关系的症结所在。1917年十月革命7天后通过的《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也曾主张，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甚至分离权，把建立平等的联邦共和国作为保留多民族国家整体性的主要原则，但是后来的苏联变成了高度集中的单一制的国家，并不是真正的联邦。在国家的范围内，苏共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划定边界，粗暴地干涉和破坏另一些民族的权利，有些民族被列为劣等民族而遭到镇压，或者被驱逐到边缘地区，离开世代生存的土地，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失生命。根据苏联解体时的统计，有79个地区存在着领土争议问题。

　　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苏联总是在意识形态里扮演被压迫民族救世主的角色。斯大林就曾明确指示，苏联的利益就是共产国际的利益，无条件地服从苏联一国的利益是区分真假革命者的标准。以后的共产党情报局、社会主义阵营的华约组织、经互会组织也是以老大哥苏联为轴心，将苏联的模式强加于东欧国家，苏联以此发号施令，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粗暴干涉和无理制裁，扶植亲莫斯科的派别，在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主导下，出兵匈牙利、出兵捷克，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也为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

　　摇摆在东西方之间

　　因为俄国地处欧亚接合地带，被多种文明所环绕，西南是拜占庭文明的中心地带，南方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各草原、山地民族所构成的伊斯兰文化的边缘，北边是诺曼人的海盗驰骋的疆场。有史以来的几次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欧俄尤其是南俄草原都是这些过客的匆匆走廊。每一次大的民族征服都给它带来强烈的震荡，也令各种文明的影响混杂于其中。

　　东西文明的交替使俄罗斯经历了几次重大历史转折：基辅罗斯时经历了带有“希腊化”城邦色彩“古典时代”；鞑靼人240年的统治又经历了“脱欧入亚”的东方化改造；18世纪以后的俄国又处在追赶西方的潮流中，彼得的西化、叶卡特林娜的“开明君主时期”、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斯托雷平改革等都是为了不与西欧差距拉大，这期间上层明显的“西方化”。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斯大林模式以及冷战时期，俄国的钟摆又摆向东方。苏东剧变时期，自由主义独大了一阵子，似乎俄国人并不领情，国内改革又迟迟上不了轨道，“欧亚主义”又再次盛行。普京现在的高招，是用“新斯拉夫主义”包装自由主义，用自己原本就是“原装的欧洲国家”定位强国主义。

　　这种历史境遇使得俄国人在东方充老大的同时又瞧不起东方，内心深处希望得到西方的认同又极度敏感地不愿扮演二等国的角色，因此他们以强烈的民族自尊与本土文化特色支撑自己的地位。

　　他们不愿意接受赤裸裸的外来文化，东正教文化的“希腊正教”落脚在“正统”二字上，它以真理的嫡传和真存为荣，注重保存而忽略发展，对赤裸裸的外来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抵触心理。俄国历史上的四次“西学东渐”高潮，都必须进行本土化包装，否则很难与俄国的传统土壤结合。拒绝这种结合的“西化派”往往有振聋发聩之绩，却难收建功立业之效。当年彼得请来创办科学院的德国学者大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而他们的学生罗蒙诺索夫却以其对“俄罗斯精神的热爱”成为一代宗师。19世纪初被拿破仑誉为“俄国惟一有清醒头脑的人”、按欧洲模式设计了一整套改革方案的斯毕兰斯基很快被赶下舞台，亚历山大一世解散了一直为他出谋划策的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亲英派”“密友委员会”，从“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变成“神圣同盟”的霸主。普列汉诺夫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完美无缺，在俄国的实践中却四处碰壁，被民粹主义改造了的列宁主义能够大行其道。叶利钦、盖达尔的自由主义在俄国人心目中形象不佳，但被普京用“西体俄用”的思想解说后，虽然换汤不换药，却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如此种种，都反映出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从历史演变进程中找到俄罗斯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更好地把握俄国的历史与现状。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文学院教授、俄罗斯与东欧问题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