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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农村话题在中国一直不曾沉寂过。
近日北京选大学生当村官的新闻，又将我们的眼光吸引到了这个其实最具活力和改革空间的基层。这并不是件新事物，早在2003年，平顶山市2003年公开选拔了958名大学生任
“村官”，山东、陕西、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也均有过类似尝试。
生活在城市的大学生步入乡村，城乡互动的画卷又被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因素。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号召之后，由这种大学生带动的城市和农村在其他层面的互动也将加速，这包括技术(比如电脑和网络)、理念(民主与权利)、利益表达方式(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甚至生活方式，等等。
农村对高素质的管理人才的需要和大学生就业定位的多元化，表明这种现象正好是一种合理的对接。不过，如果仅是将此现象作为一个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途径去考量的话，那不免会陷入狭隘的关于待遇比较的数字化泥沼。其实，这种现象给新时期下的中国农村生态带来了更加活泼和生动的“音符”，如果这些“音符”能够弹奏得当，那么给农村治理以及政治层面的基层民主带来的积极效应是不可小视的。
就如一个国家的政治与行政之区分类似，考察乡村政治，大致也可分为乡村的政治层面与治理层面，这是两个互有交叉但又各具个性的层面。政治层面，卷帙浩繁的研究大多将精力放在了政治层面的博弈与互动(乡村与国家政权)。而治理层面，更多的对乡村内部的一种秩序的考察。
现今大学生当村官为乡村治理层面带来了某种良机。处于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现在大学生们进入的正是这些机构，高素质优秀的大学生可以成为这些机构的中间力量，一方面可以提高这些机构的管理水平，比如科学致富、采用较为合理的管理方式、普及一些科技知识(比如网络技术等)。
另一方面，大学生可以成为一种引导村民进行合法合理的利益表达的力量。政治层面的村民自治至少让村庄按照民主的程序履行了选举，然而，自治其实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单独村庄的农民历来缺乏利益表达的机制和渠道，加之，现在农民的权利意识正在不断增强，所以必须有一个合法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来舒缓——这种“自下而上”显得非常必要。中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也是对农民权利意识和自我实现增强的现状进行的一种适时反应。那么由大学生加入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为引导农民进行合法合理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生当村官不仅提供了提升村庄治理水平的可能，而且，如果发展得当，还可以为基层民主提供丰富、健康的动力支持(农民利益表达的良性发展)。
不过，大学生当村官这个“试验田”能否最终达到各方的理想预期，仍需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1980年代，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历史使命感和发展迫切感，造就了一系列致富的明星村。那个年代在温饱话题背景下谱写的淳朴发展画卷，它仍带有某种集体主义的痕迹，一些致富的明星村的一村之长仍然以其个人魅力在村庄具有某种图腾崇拜式的威信和神秘。然而，现在我们关注乡村治理，不仅需要使村庄摆脱贫困，还需要良好的治理，需要将那种个人魅力式的治理的合法性，适时地转化为法理型的治理的合法性。这就需要在大学生当村官，将来成为一种常态的现象之后，能够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规范和保障，比如，对他们的考评，这个考评甚至可以考虑与该村庄的富裕程度挂钩；以及村民对他们的监督，等等。
此外，国家还应给他们做好村官营造更好的大环境，比如现实中创业资金的支持、简化繁杂的办事手续，等等。否则，为大学生个人提供的那些待遇即使令其很满意，也有可能使这份工作仅仅成为其跳板，长此以往，大学生当村官仅是在就业层面的一次动作，而不能真正升华为为农民为村庄带来福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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