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炳月
《黑戈壁》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二十三万字的书说是“一口气读完”难免流于夸张，具体说来就是在从开始阅读到读毕全书的两天里我一直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无暇他顾。黑戈壁位于新疆、甘肃、蒙古、宁夏、青海之间，东起额济纳河，北抵中蒙边界的阿济山脉，南临河西走廊西段的祈连山，西依天山东段，面积大约20万平方公里(那相当于江苏
、浙江两省面积的相加)。广袤的土地上布满黑色砾石，故称“黑戈壁”。荒凉的黑戈壁上有一座神秘的碉堡山——即斯文·赫定的名著《丝绸之路》描绘的“丹毕喇嘛城堡”，民国初年神出鬼没的黑喇嘛丹毕在此占山为王，令行旅者谈虎色变，令当地和蒙古、苏联的当政者心神不宁。1923年，数名外蒙古特工经过精心策划刺杀了黑喇嘛，将其头颅割下带走。1925年，黑喇嘛的头颅成为圣彼德堡珍品陈列馆的一件编号为3394的珍藏品，浸泡在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器皿中。六十五年后头颅被第一次从器皿中取出，依然引起历史学家的浓厚兴趣……
《黑戈壁》就是用这样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死死抓住了我。读毕该书我不禁感到后悔——为错过穿越黑戈壁、进入碉堡山的机会而后悔。200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名为“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的探险考察，带队的就是《黑戈壁》的著者杨镰。正是在那次探险考察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在二十世纪西方探险家的著述中被多次写及的黑喇嘛要塞碉堡山。我本来已经被考察队录取，可惜出发之前因故打了退堂鼓。
《黑戈壁》并不仅仅是一本叙述传奇故事的书。相反，它具有严肃、丰厚的学术内容——包括以黑喇嘛为中心的资料考证，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历史沿革与历史人物，以及地名中的语言学问题，等等。著者经过对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以及照片的考证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八十年前在碉堡山被刺杀的并非黑喇嘛本人，而是其替身札哈沁贝勒！这一结论尽管让人吃惊，却很有说服力，能够解开诸多历史谜团。这个结论对于“西部史”(假如存在着这样一个学科的话)研究所具有的价值，需要史学家来评估。
然而，这样一部包含着严肃学术内容的著作却深深地吸引了我这种非专业的读者。何以故？原因在于著者用文学写作的方式“革”了纯学术的“命”。
《黑戈壁》书前所附题为《关于作者和本书》的短文将杨镰称之为“目前国内为数极少的以‘非虚构文学’方式写作的学者型作家”，并将《黑戈壁》同样作为“非虚构文学”来看待。“非虚构文学”的概念大概是从英文的non-fiction转换过来的，不过，从前述包含在书中的学术内容来看，这一概念因为外延太大而内涵空泛，并不完全适合于《黑戈壁》。由于同样的原因，将杨镰称作“作家型学者”(而非“学者型作家”)也许更恰当。只有这样，学术内容在《黑戈壁》中是如何被“文学化”的这一根本问题才能凸现出来。
就内容的基本构成而言，《黑戈壁》包含着三种主要元素。一是以黑喇嘛为中心的西部历史，二是著者个人的人生故事，三是探险旅行。相对于第一种元素的学术性而言，后两种元素则更多文学性。然而，著者却将这三者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起。这种统一是以三者的潜在关联为前提的。1968年，年轻的著者作为一位知识青年从北京来到遥远的新疆，成为军马场的牧马人。一年之后，“黑喇嘛又回到了黑戈壁”的消息使他知道了黑喇嘛这个传奇人物，以及相关的诸种传说。此后的三、四十年间，黑喇嘛成为他苦苦寻找答案的“世纪猜想”。这样，三十年后的探险之旅也成为寻找答案之旅。不仅如此，在《黑戈壁》中这三种元素还被纳入文学性的叙述方式之中。全书的开头与结尾构成了时间与空间的循环，设置悬念、半遮半掩的叙事技巧则一直吊着读者的胃口。是什么人在碉堡山不远处的地面上用黑石子镶嵌出“敦煌天杰”四个大字？兽医所唱蒙古歌谣中的“说话的猛兽”一语意味着什么？这些在书的开头部分提出的问题在书的后半部分才有答案。就这样，本来可以用纯学术的方式处理的黑喇嘛问题避开了学术的枯燥，以新鲜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黑戈壁》出版之后，文学研究所曾邀请在京学者召开座谈会。据说与会者的看法之一便是该书“给评论家出了难题。”我想，所谓难题大概是指该书体裁的不确定性让评论家感到陌生、感到手足无措。确实，这样一本将历史研究与著者个人的生命体验以及探险旅游有机结合起来的书在体裁的层面上难以归类，年终总结的时候著者能否将其作为“科研成果”记入统计表也是个问题。不过，正是这种体裁的特异性之中包含着某种新的学术可能性。文学研究的职业化已经伤害到文学自身的生动性与感染力，某些无病呻吟或故弄玄虚的“学术著作”就是这种“伤害”的极端表现。如人们所讽刺的——“做学问做得不会说人话”，“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确实，谁都能够阅读的学术不是学术，但拒绝阅读的学术距离学术的死亡也已经不远。如何使学术写作获得广泛的社会性？如何给学术以旺盛的生命力？《黑戈壁》是可以模仿的。当然，我无意于将《黑戈壁》的写作方式绝对化。模仿需要某些先决条件，更需要创造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