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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历史是不断扩张与移民的历史，开拓疆域的亢奋与俄罗斯文学创作中崇尚“边缘化”有一定的联系，首都不在中心而在边界，与文学创作中的“力求极端”有相同内在冲动。激情既是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极端”的最好的催化剂。因而俄罗斯人性格外向，浪漫精神有余，理性精神不足，导致文学史上群星灿烂，享誉世界，却罕有伟大的哲学家。俄国人一直认为，当写作成为一种商业活动时，作家遵循的便不再是内心的呼唤，而是读者的需求与庸俗的标准，这种人充其量只能算作“写手”而不是真正的“作家”。俄国恰好是一个鄙视
商业、漠视物质的民族，崇尚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宗教情感，这使他们先天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
从修道院隐修士创立罗斯古典文学开始，文学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7世纪宗教“分裂运动”后，民间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俄国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在民间寻找真理，寻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基杰什城(蒙古入侵时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城市，为了不被蒙古铁蹄践踏，全城沉入湖底，以后每当国家危难之时，湖底都会传来卫彻大钟的响声)，寻找纯净的东正教王朝。这批“真理的寻觅者”，是一种“思想体系”的群体，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他们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特有的“分裂”气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往往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中则流行极端的表达方式。当然，也只有依赖于思想的狂热和自我沉醉，他们才能经受住迫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来。由此俄国人特别崇拜“怪人”、漂泊者和虔诚的教徒，“平凡的人因为流浪而不平凡”，流浪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抗。
由于俄国文学的艺术力量与道德价值紧密相连，“文学不断的干预生活，生活又不断地干预文学，从而使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
东正教是基督教中最原始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它远离推理演绎、远离逻辑论证。正教学说向来对经院繁琐理论没有好感，它认为不需要制定形式、不需要思辨理性，只需要深思默想内在的信念和灵魂的感悟。他们的很多结论都是通过东正教哲学的着魔般的“感悟”思维方式推导出来的。在古俄语中“苦难的人”和“罪人”是同义词，“罪”和“罪行”是同义词，对“犯罪”简称为“罪”，而“罪犯”就是“罪人”，“罪人”也就是“不幸的人”，“不幸的人”就是“苦难的人”，这一连串链接是俄国人特有的条段和逻辑转换。东正教教义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没有必要用虚伪的自尊来掩盖自身的污点，只有挖掘出“藏在记忆深处”、“心灵地下室”的丑恶的一面，才能净化灵魂、拿到通往天堂的钥匙。从这种观念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感。
俄国社会是矛盾的，一方面是顺从与沉默的人民拥戴好沙皇，但同时又存在着官方与民间、上层与下层、知识界与人民的割裂。俄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与痛苦、流放、苦役和牺牲相伴，在官方的强权压迫下，他们像异教徒一样在社会的边缘冷眼旁观，强烈感觉到社会的病态和不公平。不满现状、厌恶政权和同情“小人物”便成为俄国文学的基本特点。苏联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有人提出要在莫斯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建立雕像，政府答复说，他笔下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怎么能为他树碑呢？作家协会的答复说，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下心理正常的人又怎么能生活下去呢？——俄国文化中重体验不重理论的特点，使他们具有“实践的世界观”。既然现实是“丑恶”的，“真理”来自底层，反叛在现实中的表达顺序为：首先对旧世界的“恨”先要表现为“自责”、“忏悔”与“赎罪”，其次表现为“人民崇拜”、“苦难崇拜”，最后达到走向破坏现实。
俄国知识分子的忏悔不是悄声向神父一人的忏悔，必须是大声当众忏悔，越是追求完美的人就越要承认在人民面前有罪，忏悔自己不同于“人民”的地位，于是惟有“体验苦难”、“体验孤独”、抛去浮华的物欲，才能获得解脱。教义问答上说，“卑躬者必昂扬”，就是指把丑恶公布于众、悔悟罪过就能得到精神的升华。这些思想在俄国的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身上都可以体现出来。格林卡的音乐以及以列宾为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巡回画派”都反映着同一主题。1993年索尔任尼琴回国面对欢迎他的人群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忏悔是俄国人最重要的思想反省过程，”这70多年的灾难就在于丢掉了这个传统，“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你自己怎样参与了欺骗和暴政，必须从现在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我不能替你们进行忏悔，你们也不能替我忏悔，因为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忏悔过后的第二步是崇拜大地、崇拜苦难和底层意识。俄罗斯平原的广袤无垠与苍茫无形形成了“知识分子”特有的“大地母亲”情怀。他们认为，只有投身到大自然中去感受到生命的源泉，才有立足之本，才不会被城市的污泥浊水所吞没。俄国历来认为作家要有圣徒的情操，受难者的形象，要关心“小人物的价值”，惩罚社会的罪恶。
体验痛苦从隐修士开始就是一种美德。在俄国知识分子看来，痛苦不仅是人本质所有的，而是产生思想最重要的动力，因此必须深入检验自己“感受苦难的能力”，“惟有如此，知识分子才能最强烈、最准确的把握生活的脉搏”。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体验苦难，把被侮辱与被凌辱的感觉表现出来”，“把狼吞噬羊和羊被狼吞噬的感觉表现出来”，就会有一种“快乐感”。人民崇拜是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生活略高于人民是有罪的，赎去自己的罪过只有一个办法——献身于“人民”，只有这样才意味着脱离了“空谈的人、双手沾血的人”。人民经历了最多的苦，人民生活在底层，“真理”就蕴藏在人民当中，“体验苦难”结果就是“人民崇拜”。这种推理必然导致“人民的神圣化”、“人民的抽象化”，“人民就是上帝”，那知识分子又不能同时服务于“两个上帝”，其他的“上帝”就成了伪“上帝”。要为这个“上帝”献身，就必须有利他精神(这是后来“战斗民粹主义”、“革命民粹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
最后一步是付诸行动——“破坏的合理性”。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把“群氓”领出黑暗，拒绝做到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破坏”现实就是扫除“恶”。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甚至不要求创造和建设，只要求破坏，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新的社会制度当然要有物资保证，但它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的，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资保证。这一点被后来“民意党”和布尔什维克领会得最深刻。在这个过程中有反文化和对财富恐惧的倾向。19世纪官方宫廷的“法国化”和下层知识分子的“草根化”分离以后，民间便对“文化”有一种心理的疏离和行而上思维的敌视。文化和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缠绕在一起，于是就走向了与14世纪传播文化完全不同的道路，摒弃文化、厌恶财富，理想状态是所有的人都成为“纯朴的穷人”。民粹派有一句名言：“只有一种状态比贫穷更坏，那就是富有”。他们认为，富人都是恶棍，财富是腐蚀人灵魂的东西。他们从心底里向往一种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
总之可以看出：对“人民的爱”可以转换成对“个人的恨”；建立天堂可以转换成破坏现实；利他精神可以转换成战斗激情；禁欲的个人实践可以转换成普遍道德；大公无私的献身和不择手段的马基亚维利行为都可以是相通的。这种转换还有一种崇高感，还有俄国特有的思想性和道德性的外衣包裹。这是俄国知识分子行为的推理链条，它可能在逻辑上缺乏根据，在心理上却是紧紧衔接的。
所以，俄国知识分子“坚定有余、宽容不够”。文学界喜欢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如果掌了权，可以轻易成为“新沙皇”。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革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造一个沙皇”。托尔斯泰倡导的宽容是个例外，因此他为整个俄国知识界所不容，而被开除教籍。另外，从党派、思想史的角度看，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跨度过大，缺乏兼顾二者的温和的中间层面。因此，“俄国人很容易从一种完整的信仰转向另一种完整的信仰”。1990年时认为俄国属于“西方文明”的人有70%，10年以后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有13%。“要么全部，要么全不！”是俄国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妥协的中间路线往往两头不讨好。19世纪后半叶民粹派“恐怖主义”在俄国盛行，1874-1880年的6年间沙皇流放的“民粹派恐怖分子”就达1.7万人，他们宣扬“破坏的合理性”而不屑于做“温文尔雅”的理论家，“干革命”比“宣传革命”要重要得多。仅在1905-1907年革命的两年半时间里，社会革命党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动，以至于这一时期沙俄的政治苦役犯与流放者中，该党成员占了大部分。而二月革命后带有温和色彩的孟什维克和“社民党化”的社会革命党都难成气候。就孟什维克的思想渊源来说，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原本思想的一批人，它可以说是一直没有“本土化”、“民粹化”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是在俄国也是最吃不开的人，到如今都没有恢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正是这种好极端化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专制管理形式、对世俗化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以及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等特点。因此在俄国历史上，西化与反西化、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都是用激进的方式进行的。与此同时，妥协、渐进、温和、宽容等特征为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的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激情导致的冲动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但是激情消退后又会造成蔓延社会的失望与颓废。
俄国人有一种不怕流血怕流汗、革命容易改革难的传统。苏东剧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东欧，惟独在俄国运气不佳，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老资格活动家卡加尔利茨基悲观地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俄国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式的，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形似而质异的假象。叶利钦在1990年代后半叶曾人造中左、中右，注定无法取得成功，而戈尔巴乔夫社会民主联合阵营只有1%的选民，俄共中的社会民主派也难成主流。卡加利茨基则在《俄国左派：希望、失败与斗争》写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俄国的群众运动永远都不会成为社会民主运动，哪怕是‘带有俄国特色的’。俄国左派若想成为有影响的力量，他们肯定是激进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文学院教授，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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