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雁/文
在俄国传统中，一直对财富、享受、物欲、浮华的城市生活持否定态度，谴责出人头地、致富冒尖的思想，并以蔑视的态度对待高出他们发展水准的“世界资本”和“西方瘟疫”。他们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存在的理想形式，浮华世界会使自然状态的农民受到侵蚀，使人失去质朴的本性。
在村社的平均职能的协调下，俄国人习惯“无差别”的均等。斯托雷平改革以前，沙皇政府一直扮演着村社和民众“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惟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但是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大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结果，虽然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但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十月革命。传统的惰性再次发挥出它巨大的威力。
现在人们谈到20世纪20年代“新经济政策”没能继续下去时，总认为是“历史的遗憾”，是由于斯大林扭转了列宁制定的苏联社会发展方向。其实，新经济政策的夭折与全民的反耐普曼(所谓的“投机倒把”者)心态有关。1922-1924年间，共青团有一半人退团，抗议向“资本主义过渡”，有大量老布尔什维克为此痛心疾首而烧毁党证。1921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禁止党内派别活动，起因就是“工人反对派对新经济政策”的质疑。施略普尼科夫与柯伦泰认为，列宁在“助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维护富农的利益，践踏工人权利，背叛了革命”。可见新经济的中断与转向，并不单纯是斯大林的个人因素所导致，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剧变后的转轨时期，俄国人对率先进入零售业的南方人(泛指高加索诸国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人)和亚洲人充满鄙视和仇恨。1990年代有一首传唱广泛的摇滚歌曲，名为“杀死苏纳列发”，“苏纳列发”是一句俄语黑话，意为“下贱的有色人种”。歌词的解说中说，“我们奉献这支歌给所有那些从事反对南方的亚洲野兽的战斗的爱国者，那些野兽以他们腐烂的水果和蔬菜毒化我们的生活，抢走我们的财富”。近年来，在屡次出现的对中国人“灰色清关”、焚烧货柜和排华事件中，一般的民众都是持一种默认和赞许的态度。
村社自然经济形成的观念是，不被“商业、市场”腐蚀的民族是能够担当“拯救人类”重任的民族。在俄罗斯传统中，“经商”历来就不被视为“正途”，那只是贪婪的犹太人的营生，而犹太人从来都被视为在道德上、精神上和政治上非俄罗斯的异族，是万恶之源，俄罗斯人的罪恶都是犹太人教唆所致，由此产生强烈的反犹排犹情绪。沙俄时代，俄国有500多万犹太人，多集中在科学教育界，或者从事俄国人所不屑的商业、银行、管家等行业，这后一种在俄国人看来都是坑蒙拐骗之术。从19世纪90年代始，沙俄政府加大了排犹打犹力度，尼古拉二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俄国的坏事“十分之九都是犹太人干的”，“国内造反都是犹太人挑唆的”，把犹太知识分子都推到了对立面。在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中，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波兰人占了很大比重，因为这三大民族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比例高，接触西方的人多。在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党二大的57名代表中，犹太人就占了25名，在俄国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犹太人占了75%。后来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道扬镳，俄共(布)在宣传中也像沙皇一样把过错归咎于犹太人，说孟什维克是“犹太人总部”，斯大林明确区分说“孟什维克是清一色的犹太帮”，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俄国帮”。十月革命以后，1920年代布尔什维克中的犹太人也逐渐在党内斗争中被一一剔出。
斯大林的排犹思想丝毫不比尼古拉二世逊色，但在二战前以及战争期间，他并没有搞大规模的反犹运动，而是为了统一战线需要，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过，他对犹太人的防范之心从来就没有松懈过。战争刚刚结束，苏联就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反犹行动。1946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炮制了一份秘密报告，上奏中央说“犹太人忘记了阶级原则，在与资产阶级活动家搞国际联系的同时大力显现出民族主义，并夸大犹太人对苏联成就所作出的贡献”。1948年，苏共对曾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定性说，它不但带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性质，而且“是个反苏宣传中心”，要“立即解散该委员会”。这个决定做出后不久，“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米霍埃尔斯就突然在明斯克遭遇车祸身亡，现在我们从苏联历史档案中知道，这是克格勃接受斯大林的指令进行的暗杀行动。同年，以色列大使戈尔达·梅耶到达苏联时受到上万人的欢迎，这场自发的欢迎仪式直接导致了1949年反犹运动的开始。犹委会的全部成员以及许多著名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包括演员、作家、医生、科学家——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后来都被枪决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犹太人)因为用希伯来语与梅耶交谈，便被秘密监禁至斯大林去世。而1990年代剧变之后，经济转轨中聚敛财富的寡头又恰恰多是犹太人，普京拿寡头“开刀”正是有意识地利用了俄国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
村社集体观念导致的抽象的人民崇拜、体验苦难、底层意识和土地崇拜，对抽象人的“爱”和具体人的“恨”是并行不悖的，在精神共性中独立个人是不和谐的原子，“爱”大多数和“恨”个人是可以自然转换的，由此又导出了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鄙视。俄国有一句谚语：“自由毁坏人，不自由教育人。”与此相应，民粹派的一句名言是：“自由的概念只与集体有关，个人对集体来说是没有自由的，对个人说，自由就是对集体的服从，只有把个人融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因为长期以来沙皇总是扮演“人民之父”的形象，俄国人对高于同等个体之上的权威充满敬畏和浪漫的信任，在1905年革命之前，他们深信沙皇的权威来自于公正和正义，于是形成了我们俗称的“皇权主义”思想。
这一点也体现在农民反抗的形式上。中俄历史上都有西方无法与之相比的大型“农民战争”。在西欧，农民与领主发生冲突，如果在小共同体内不能调解，就会要求国王出面调解，英、法的农民起义实际上都不过是向国王的“武装请愿”或宗教战争。而中国的农民战争大多是超社区的反官府运动，在农民心目中朝廷与地方官吏没有明显的界限，不反则已，一反就要以改朝换代为目标，就如《水浒》中李逵说的，“杀到东京夺了鸟位”。俄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主要都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发动，而非农奴造反，而且多表现为拥护“好沙皇”而反对贵族，乃至以假沙皇反对真沙皇——在农民看来，贵族和官吏是人民和沙皇之间的障碍，但从不否认当时王朝的合法性。1825年十二月党人发动兵谏，3000官兵在寒风瑟瑟的冬宫广场上举枪盘马老半天，就是下不了决心冲进冬宫抓捕沙皇，最后惨遭镇压。
时至今日，“沙皇”在俄国人心目中仍是一充满敬意和褒奖的称谓，叶利钦被称为是“鲍里斯·戈都诺夫”(留利科王朝与罗曼诺夫王朝之间的一个民选沙皇)，普京的父亲称他儿子是“新彼得一世”，都反映出当代俄国民众依然保持着对“英明领袖”权威的诉求。后来叶利钦的经济改革迟迟上不了正轨，“魏玛化”情绪蔓延，人们对“乱糟糟的民主”开始厌烦，“铁腕”治国、“好沙皇”领导的呼唤日益升高，于是，尽管普京的“垂直权力体系”遭到国外的很多批评，但在俄罗斯国内却获得了不菲的声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