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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大同”与“小康”，是儒家的祖师爷孔子讲述历史时，用来界定不同历史时期的专用术语。后来，他的徒子徒孙们不断有所论述与发挥。
近些年来，谈“大同”的人似乎少了，“小康”越来越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不过，此“小康”非彼“小康”。现在人们热衷于谈论的“小康”，与孔子最初提出的“小康”的含义，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此话说来长了，不得不引经据典，尽管令人厌烦，还是请各位耐心看下去。
儒家经典把夏朝建立以前称为“大同之世”，把夏朝建立以后称为“小康之世”，它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的社会。
它的出典就是《礼记·礼运》，这篇文章引用孔子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是古代的读书人都要背诵的名言警句，甚至《还珠格格》中小燕子这样不读书的人也能够出口成诵。
孔子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在这个和谐社会中，政治权力的移交，是通过禅让方式进行的，由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贤能的人做接班人，就是“选贤举能”。相传尧年老时，在联盟议事会上提出继承人问题，众人讨论后，推举了舜。舜年老时，联盟议事会一致推举禹担任首领。这就是尧舜的禅让——传贤而不传子，被后人作为美谈流传千年。孔子用无限崇拜的语气说：“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无怪乎孟子要“言必称尧舜”了。
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他们称之为“大同之世”。
夏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关键就在于私有制与阶级分化的出现，禅让的传统被废弃了。禹在权力移交时，不再遵循由联盟议事会公推贤者的原则，把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于是，“传贤而不传子”一变而为“传子而不传贤”，从此，“天下为公”变成“天下为家”，“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大同之世”变成了“小康之世”。
“小康之世”在儒家学者那里，从来没有什么好评。孔子如此描述“小康之世”：“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世袭)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故谋用而作，而兵由此起”。这是一个有贵贱、贫富等级区分，充满暴力，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社会。身处春秋末期的孔子，对于当时“礼崩乐坏”，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十分不满，对尧舜时代的大同社会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退而求其次，回到周公所缔造的礼乐文明的西周也是好的，因此他常常浩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此后的经学家们，无论是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都念念不忘先前的“大同”社会。
近代思想家康有为专门写了一本著作——《大同书》，来诠释《礼记·礼运》中孔子的“大同”思想。在康有为看来，《礼运》中的大同世界，就是《春秋》中的太平世界。他把传统的儒家思想与欧洲的新思潮杂糅在一起，为人们勾画了一幅人类“万年乐土”的“大同之世”美景。这是一个“至平”、“至公”、“至仁”、“至治”的“极乐世界”，在那里面没有国界，没有私有财产，农工商各业都是公有的，人们共同劳动，共享财富；在那里面没有君主、贵族的压迫，没有军队和刑罚，男女平等，人人独立，对老人实行“公养”、“公教”、“公恤”。这种为了摆脱现实苦难的理想，简直就是《礼运》大同之世的现代版，反映了仁人志士对于“大同”的渴望。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把“天下为公”、“大同”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他所创建的中华民国，在国歌当中高唱“已经民国，已经大同”。以后的历史表明，虽然并没有真正实现“大同”，但是创建民国的衮衮诸公确实把“大同”作为目标，是毫无异议的。
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不断出现否定之否定。先前的“大同”被“小康”所否定，后来的“小康”又被新的“大同”所否定。
那么，今日呢？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大同”，它比较公平，却普遍贫穷。现在身处“小康”，比较富裕，却不太公平。“小康”难道就是目的吗？“小康”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大同”呢？在“小康”的规划之中，可不可以让人们看到“大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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