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的博斯曼

　　李孜/文

　　1995年12月15日，博斯曼赢下一场转会官司，并促成《博斯曼法案》的诞生。根据该法案，欧盟球员与欧盟的其他劳动者一样享有最基本权益。当一名球员与原俱乐部的合同到期后，他有权选择任何一家俱乐部，而原俱乐部不能从中收取任何转会费用。除此之外，凡是来自于欧盟成员国的球员，在欧盟范围内的比赛中都不再受到外援名额的限制。

　　《博斯曼法案》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加速了欧盟足球法制化进程。那些传统的足球游戏规则，比如球员转会制度，电视转播权制度、俱乐部收购和合并制度都将面临司法审查的挑战。 博斯曼(Jean-Marc Bosman)，一名球技平平的比利时球员，却因为十年前的转会案件而改变整个欧洲足球秩序。

　　十年之后，在比利时的家中，英国《观察家》记者贾米·杰克逊对博斯曼进行了一次专访。他们谈到了金钱、婚姻和一些惟利是图的足球运动员。这个永远改变了足球的男人，制造了无数百万富翁，却也因此失去了婚姻和家庭，他一直相信足球是亏欠他的，甚至在多年之后，他对此仍然心存怨恨。

　　一

　　淡淡的哀伤笼罩着博斯曼。41岁的他，运动员的体格已经变得肥胖，他的脸颊因为激动而变得通红，他猛吸着香烟，双眼只是偶尔才会闪烁光芒。博斯曼知道，十年前他赢得的判决决定，他的名字将永远不被忘记，甚至足以被载入字典，只是，作为足球运动员，这本不是他想要被记住的方式。

　　1995年12月15日，欧洲法院判决，博斯曼的前俱乐部RFC列日应该允许合同到期的他转会法国敦刻尔克俱乐部。从这一刻开始，权力从俱乐部向球员和经纪人转移，欧洲转会市场陷入疯狂，球员工资则呈直线上涨。

　　在此之前，由于不满列日俱乐部对他的不公平待遇，博斯曼决定在合同期满之后转会法国敦刻尔克俱乐部。但两个俱乐部因为转会费的争执而致使转会未成。1990年8月，博斯曼把列日俱乐部和比利时足协告上法庭，两年后博斯曼又将官司打到了荷兰海牙的欧盟法庭，并向列日俱乐部索赔72万英镑。

　　诉讼没有结果的时候，博斯曼就像待在监狱一样。“我必须一个人训练，我失去了队友，失去了更衣室，太可怕了。”

　　在博斯曼打赢官司后，他受到了323名围观民众的嘲笑。此后，博斯曼并没有前往敦刻尔克踢球，对俱乐部的反抗行为让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开始在几家小俱乐部辗转，一年后，他退役了。

　　他的房子很整洁。他的家坐落在AWANS的一个安静的小路旁，仅仅是在东比利时的RFC列日俱乐部外面。有一间楼下浴室，一套长毛绒制的家具，一个放置饮料的柜子，后花园里有一个游泳池，还有一辆宝马汽车。另外一栋房子，博斯曼已经外租出去。

　　但是不止一次，博斯曼始终认为足球是亏欠他的。正像他所看到的，不只是球员从他身上受益，那些拥有巨额金钱的俱乐部也因为超级球员可以更容易地流动而得以建造顶尖俱乐部。他没有考虑到那些小俱乐部因为别人的金钱大棒而失去自己辛苦培养的球员，并进而陷入困难(仅2002年一年，欧洲就有300家俱乐部破产)，他也没有考虑到那些本土球员会因为外国球员的涌入而丢掉饭碗。

　　二

　　在长达五年的法律诉讼中，与博斯曼对抗的不只是他的前俱乐部，还有比利时足协和欧洲足协。博斯曼终于赢得了诉讼的胜利，但这时，他已经31岁了。他的婚姻结束了，同时结束的还有他的足球职业生涯。

　　“最重要的是自尊”，博斯曼说，“对我来说，自尊比金钱更重要。”是真的吗？他说，金钱曾经毁掉了他的生活。这个下午，时光在他的厨房里慢慢流逝。

　　在博斯曼打赢官司后，列日俱乐部直到4年后才付清了补偿金，而这笔钱的约1／3都被他用于偿付律师的代理费了。退役后的博斯曼失去稳定的收入，只能靠政府的失业救济度日。因为打官司以及后来生活的潦倒，博斯曼的婚姻也宣告破裂。“我没有薪水，我的妻子怀疑我是否有足够的钱来付房租。我让他和女儿住在公寓里，而我睡在我父母的车库。没有父母，我将露宿街头。”

　　“我不会怨恨我的妻子。”他说，“在比利时我们认为，没有钱，一切问题都会开始出现。”

　　在他胜诉的时候，他说，“转会奴隶的身份破坏了我的生活，所以对于我的案子给别人造成的影响，我不会感到遗憾。”那么他的案子有没有带来什么害处？“对那些和我有着共同处境的球员是有利的。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运动员可以签一个长期合同，这样即使以后他们长期在板凳上坐着，他们也不在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博斯曼每天除了做一些园艺工作和家务外，就是收看电视转播的球赛。他与队友和朋友们都失去了联系。

　　那些因为他而受益的球员抛弃了他。有些人试图通过举办比赛为他筹款。1998年5月在里尔举行的比赛中，只有几千名观众到场，没有赞助商，许多大牌球员并没有到场。

　　“马拉多纳说他会来，但最终没有出现。”博斯曼说。在顶级联赛中，只有37岁的史蒂夫·布鲁斯出现了。“幸运的是，法国电视公司CANAL+R提供了18万英镑的赞助，另外还有来自国际职业球员工会组织的总共7万英镑捐赠。

　　博斯曼不断历数他的失望。”1998年，一位荷兰前锋和一位前比利时守门员一起向比利时甲级联赛的球员筹款，从18个俱乐部中，他们总共筹到了2万欧元。一个队长告诉年轻球员说，‘博斯曼应该滚蛋。’他们的工资比之前高五倍，但他们并不知道要感谢我。他们可以在晚上的迪厅里花上250欧元喝香槟，而这就是他们对我的感谢！”

　　为了避免对比利时主办的欧锦赛产生消极影响，也迫于国际足联的压力，比利时足协在1999年时才支付了部分补偿金。同时，对博斯曼的敌意已经延伸到了政府。“总理说，我们尊重的是《罗马条约》，而不是《博斯曼法案》。最终，博斯曼必须得进行道歉。”博斯曼说。

　　三

　　靠着补偿金的利息，博斯曼过得还算不错。“但是同我做的工作相比，这远远不够。”尽管税收定期要从博斯曼的补偿金里扣除，但是现在的博斯曼生活状况远胜于比利时低级别联赛的球员。

　　“我现在仍然看球赛转播，但我不去球场，只有在我收到免费球票的时候。所以，如果阿布拉莫维奇邀请的话，我会去的。”

　　他说，他现在过着普通的生活。他还有一个75岁的老母亲，两个姐妹。马上，他将为国际职业球员工会组织工作，这是他十年来的第一份工作。

　　停顿了一下，他说，“为什么会是我呢？我经常这么问我自己。我失去了我的妻子，每周我只能看我的女儿一到两次。”他仍然对他现在所受的待遇愤愤不已，“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为什么像

皇马和切尔西这样的俱乐部主席总是否定我的作用。为什么他们不为我举行一场比赛？因为我，他们才能像现在这样，我值得他们这样做。”

　　退休的欧塞尔经理GUY ROUX曾说，“每个大俱乐部都应该为博斯曼树一尊雕像。”博斯曼对此不置可否。他说，“当我走在街上，有人看到我，停下来跟我说声谢谢，那是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