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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的守望者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19日 23:43 新浪财经

  贾晋京

  社会永远都是需要公众人物的,关键是由谁来扮演这个角色的问题。

  由于《南方人物周刊》新近的专访,一段时间以来似乎已经淡出大众话题中心的崔永元,再次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在这个专访中,身患抑郁症的崔永元却爆发式地怒吼了:电
视节目普遍的谄媚低俗,媒体从业人员大面积地失去良知,某些“大腕”对观众和采访对象的玩弄态度……而他的要求也并不高,他“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毫无疑问,崔永元的怒吼并不是喝醒莺歌燕舞迷梦的一声惊雷,而只是说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实情的一句真话。只是由于崔永元的公众人物角色,才使得这一真相被推向了台前罢了。对于中国“公众人物”们普遍的堕落,其实早已不必去揭露,光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堕落,为什么“见怪不怪”已经成了普世的习性?这是需要反思的。

  “公众人物”是与“社会”这个概念紧密相联的,他们是社会行动的导向者,也应当是社会变迁的守望者。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展示的加尔文形象,就是最初的“公众人物”的一个典型形象。撇开《异端的权利》中加尔文的独裁和暴戾,仅就其中的历史情境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公众人物”这一“社会事物”的原初图像——

  “社会”在西文中原指市民的自发联合体,庄园中依附于领主的农奴是不属于“社会”之列的。欧洲历史上有个传统,从庄园中逃亡的农奴,只要逃够100天,就成为自由人,领主无权再把他抓回去。而“城市”就是这些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就是当时指引农奴投入自由怀抱的箴言。自由人自发联合而成的城市,不是国王的威权的畛域,而是自由市民自治的乐土。欧洲的城市中心,都是一个广场,是市民们聚议公共事务的地方,市政厅则在广场的一旁,只能执行市民大会的决策。在这样的场合中,那些关心公共事务、有责任感和号召力,同时又赡富才华、擅长雄辩的人自然成为视线的焦点,有着一呼百应的魅力,能够左右舆论的指向。这就是“公众人物”的本意。

  早期的“公众人物”需要在公开的辩论中赢得公众的支持,因此,能够在广场会议中脱颖而出的,通常是受过良好逻辑和修辞训练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众人争睹的明星,更是公共事务的哲学思考者。公众面前的辩论使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思维清晰起来,而聆听两种对立观点之间的激烈交锋,也使市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能力得到提升,从而为现代社会的形成奠定了一个精神的家园。

  除了广场政治之外,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迅速普及也极大刺激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新的著作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出现,对于读书的渴求又极大刺激了各类私立学校的设立。在公共领域的狂欢中,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公众人物,新知得到传播,学者成为明星,理性之光普照大地……“现代”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穿破“古代”黑暗的帷幕,狂飙突进。

  理性的传播缔造了一个工业的现代社会,而工业的现代社会却缔造了一个反理性的传播环境。从书籍到报纸,从广播到电视,每一次的技术革新都带来更廉价的传播产品,使更大面积的人口被覆盖在信息的传播网络之下,同时却也使得传播产品更进一步地世俗化。

  当“娱乐”成为大众传媒的一项主要功能时,知识分子便不再是公众视线的焦点了。大众传媒开足马力一味地媚俗,为所有人制造同样的文化产品,文化成为工业,大众也就被概念化成了一味追求简单享乐的“单向度的人”。电视节目主持人,成了文化的工业化时代的公众人物。在一个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在大众面前讨论公共事务问题的,却是一群没有深刻思考能力的荧屏花瓶……

  这是这个时代全球性的吊诡,然而,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吊诡恐怕要显得更为玄妙一些。

  在东方的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欧式的知识分子,这里传承文明的是“士大夫”的群体。他们自古就是要与统治者合谋的,这是他们的天生使命。他们守着传统的礼乐和道德教育,作为安身立命之本。通过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同构化,文明在这里以独特的方式传承着,有着一片不同于他者的精神家园……然而,100年的废科举,制度的废止意外地造成了精神殿堂的坍塌,三纲五常的礼乐教化失去了赖以附丽的础柱,不需外在的力量冲击而自然崩溃。40年前的史无前例,又使得中国失去了以天道传承为己任的社会阶层。当经济的车轮驶向全球化的时代,欲望的闸门被豁然打开的时候,我们处在怎样一种怎样的精神废墟上?

  失去了自己的精神传承,又没有“现代”的诞生地那种市民社会传统的时空,注定没有真正的公众人物,只有被放在大众媒介前台的人偶,他们可曾有公共人物本意当有的公共使命感和道德承载?也许,如果我们可以仅仅娱乐,就快乐的生活下去,直到老死,仅仅有玩偶也就够了。但是,在这个公共事务问题越来越多的时代,这可能吗?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谁来为我们守望?

  崔永元把这个问题摆了出来,在“人物”们纷纷自甘堕落为人偶的时代,他独自抑郁地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过,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答案。

  崔永元抑郁地清醒着,而与他同样的清醒者们却清醒地抑郁着。

    (供稿:万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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