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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力
杜甫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一辈子循规蹈矩，在京城混了多年，四十岁才熬了个八品(科长)位置。杜甫虽然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他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但他更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其人生理想，杜甫诗中也常常体现出其忠君爱民的思想，前者如“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后者如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对于今世国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杜甫诗中最为知名，此句出自《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人秉笔直书，描绘了安史之乱前唐代社会的真实状况，封建王朝由繁荣走向衰败从而民不聊生之景跃然纸上。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前，贤者不得用，有才干者蹉跎岁月；外戚擅权，君臣淫乱，臣下不恤国事；百姓受尽压榨，贫富尖锐对立，国家岌岌可危。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诗人由自己的遭遇联想到天下的“失业徒”、“远戍卒”，民不聊生，动乱迫在眉睫。不但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得到实现，回家探亲所闻残酷的现实使他陷入巨大的精神困境中，而且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极具代表性。
知识分子的理想
知识分子是个舶来词，也是一个常常被滥用的词。根据萨义德的总结，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任务就是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但在中文语境中，知识分子往往指有知识的人。两者意思大相径庭。而杜甫这样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仅仅是读书人，更有一种政治理想，应该关注尽可能广泛的公共事物。因而，他们不断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为他们提供了必须的动力，但与此同时，这个理想又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联系。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起源的考察颇有见地，他认为，古代的“士”从贵族的最末一级分化出来而成为“四民之首”，也就是在所谓“边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真正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被后世称之为“诗圣”和“诗史”的杜甫担当得起知识分子的名号，但这以其自己仕途上的失败以及被边缘化为代价。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起首处，诗人在自嘲中就引出了他的理想以及困境。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言“布衣”显然有些过谦，因为杜甫毕竟还是一个正八品下的小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但在官僚阶层中的这个底层职位，显然与他自比“稷与契”的理想差得太远了，难怪他会感慨“老大意转拙”，即“越老混得越背了”。下面“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等几句，他又继续表示，虽然混得不好，但胸怀理想，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但为同学取笑，而且“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又显得何等无奈？所以即使他，依然鄙薄“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还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操守，“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都是理想无法得到抒发所为。
就在写这首诗的前两年，杜甫42至43岁期间，曾自信而大胆地据理向唐玄宗申诉并提意见。一次上书说：“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彻宸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在臣光荣，虽死万足，至于仕进，非敢望也。”他在长安等了将近十年，根本不能进入主流官僚阶层，这次回家心情极为沉重。
道德的困境
杜甫描写返乡途中的见闻，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慨，表达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忧伤。
这一段表面写朝廷玄宗、杨贵妃等统治集团在那里寻欢作乐(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穷奢极欲(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另一方面不顾人民死活，残酷掠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但更深层表达了诗人那种儒家正统的道德感。言外之意也恰恰是因为这种道德感，使他的仕途一直未能顺利，使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所以长期为了攀附官僚阶层的压抑在这个时候抑制不住一发不可收拾，“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这才是这个富有道德感的知识分子最痛恨的。
在那个盛世时代道德感成为官场上的毒药，功利之徒献媚贿赂步步高升，“四方争为怪珍入贡，动骇耳目。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进九章银青阶，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新唐书·杨贵妃传》)过深的道德感成为杜甫的劣势，在叹息中度过了青春，岁月蹉跎，感到自己即将老去，但朝廷奸佞小人当道，也恰恰因为这种排斥和边缘化，自己无法容身，所以索性彻底展开批判和控诉。也才使杜甫成为一个具有“批判”和“超越”意识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鲜明地表示了“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的反对态度。这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困境，一方面只有进入仕途才能施展抱负做道德文章，另一方面却不能忍受道德上的耻辱，为官场逻辑所排斥。他们对社会的抨击和底层人民的关注使道德感有了抒发的机会，渐渐成为下层人士的代言人，在奴性十足的封建帝国年代，此种处于边缘状态的官场失意人士成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家与国的命运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突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这几句隐含着对国家命运岌岌可危的预感。回到家里居然“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这种人间惨剧居然发生在作者自己家里，他虽然为吏员末流，但也“生当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居然不能保全幼子的性命，也实在“所愧为人父”。这是家的悲剧，也是国的悲剧。“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说起来似乎淡淡几句，但在他笔下，社会危机与可能的战乱、动荡呼之欲出，此诗到此嘎然而止。杜甫自己家中的惨剧延伸出对整个国家命运的担忧。华清宫中的皇帝还在寻欢作乐，回到家中自己幼儿已活活饿死，这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面对家庭不能保全孩子的生命，面对昏暗的政治，自己无力抗争，一个有道德操守、有理想诉求的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成为其困境的最终表达，所幸的是比起更多百受折磨的百姓，他们识文断字，尤其是诗文佳者，还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还可以“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演绎出这一群体整体的心灵困境和冲突。
(供稿：万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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