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的和平衰落中探寻中国和平崛起的力量

　　李稻葵/文

　　俄罗斯的衰败,直接原因是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改革战略的失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示,要坚持以中国的核心利益为最终目标同时又有国际视野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加分析地听从外国人的建议,恐怕是有损中国长远发展的。

　　而为了避免中日关系在明天的中俄关系上重演,中国要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先行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有一个国家正在悄然衰落。她拥有世界人口的3%、世界土地面积的17%、世界自然资源的40%,不幸的是,过去13年来,她的各种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每况愈下,曾经的超级大国正逐步沦为一个勉强算得上小康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

　　这就是俄罗斯。

　　帝国的衰落

　　过去13年内,俄罗斯先是经历了7年的大萧条,包括1998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累计GDP的下滑近50%。 最近6年来,脆弱的经济才得到恢复性增长。不为外界所知的是,其经济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将俄罗斯GDP增长率与国际石油价格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同步性极强,

国际油价每桶上涨10美元,俄罗斯的GDP增长率上升7%。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最近举办的中俄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上,俄罗斯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世界石油价格跌到30美元/桶以下的水平,俄罗斯的国际收支肯定出现巨大的危机,

汇率贬值不可避免,金融危机将再度光临。可以说,俄罗斯的经济还没有走入独立持续发展的轨道。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指标,尤其是人力资本指标也不断下滑。其人口正以每年60-100万的速度减少,人口的健康水平也在下降。过去13年内,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3岁降到58岁,女性的平均寿命从73岁降到了72岁,男女平均寿命从68岁降到了65岁。专家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其人均寿命还将继续下降,因为少女的发育期不断推迟。这在世界各国—除了少数最穷的发展中国家—中是极少见的,这预示着该国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将继续下降。

　　从社会治安看,俄罗斯每十万人计的谋杀率为20人,在全世界排名第八,仅在哥伦比亚这样的贩毒问题十分严重的国家之后,远比处于半战争状态的以色列为高。俄罗斯曾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但是其军事装备的优势正在不断丧失,军事工业的研发能力不断下降。尽管她的第五大出口产品依然是军工产品,但由于军队的招募主要依靠强行的义务兵役,而家境稍微富裕的家庭都会想尽办法贿赂军官或者通过黑市的买卖让穷人家庭替他们服兵役,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军纪每况愈下,军队的内讧和谋杀案不断上升。

　　改革战略失误与西方意识形态导致衰退

　　俄罗斯的衰败,最直接的原因无非是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改革战略的失误。具体说来,国有企业改革太快,以公民券的方式进行的私有化过于简单,貌似公平,实际上几乎是一夜间将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转给了企业经理,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没有达到提高企业效率这一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导致企业价值下降,为少数投资者实现寡头垄断控制创造了条件,造成了今天俄罗斯政治经济寡头垄断的局面。

　　与此同时,金融改革步伐太快,顺序不对,改革一开始就完全开放了商业银行领域,而新进入者多达2000,其中大多数是由企业创办的为自己服务的银行,大行关联借贷之道,实为银行改革的大忌。 其资本账户的流动也是立刻放开,让国际游资可以随意在俄罗斯投机赌博,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放大了本国经济包括金融体制的弱点,其最高表现形式就是1998年的金融危机。

　　与这些激进的改革相反的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福利制度(就业权利、退休、医疗、住房等等)却无法马上退出,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包袱。国家的税收基础又无法很快从传统的国有企业转到私有化以后的企业,这就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国家能力随之下滑。这一切都埋下了政治腐败、改革的利益分配极其不均乃至社会动荡的祸根。

　　俄罗斯衰败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

　　从内因上讲,俄罗斯在改革前经历了70多年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磨难,其公民的受教育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她的公民,尤其是主流知识精英产生了剧烈的反弹心理,希望“回归欧洲”。欧洲,包括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乃至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由此深入到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过去13年来俄罗斯改革的路径。

　　笔者接触过的大部分俄罗斯知识精英至今还不认为俄罗斯应该或者可以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们对中国的改革抱有非常复杂的心态,既觉得不以为然,又忌羡中国的经济发展局面。

　　而究其外因,不可否认,西方的意识形态,包括经济上的政策建议对俄罗斯的经济衰退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俄罗斯人经常开玩笑说,三个原因使俄罗斯陷入困境,那就是合作社、经济学家和犹太人。合作社—广义来说包括国有企业,的确是俄罗斯长期以来包括前苏联时期经济效率低下的原因,这也使得俄罗斯的改革举步维艰。

　　至于俄罗斯人所指的经济学家和犹太人,恐怕是美国的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尤其是那些参与过俄罗斯早年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如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烈·施莱法这两位前任或者现任的哈佛大学教授。他们的出身都有犹太背景。

　　安德烈·施莱法早在帮助俄罗斯设计私有化计划之时就明确表示:俄罗斯私有化的本质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就是要通过迅速的私有化使得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俄罗斯不可能复辟。因为大规模的私有化产生了大量的私有产权的维护者,他们会起来反对任何的复辟。最近他又专门论述了俄罗斯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他的基本要点非常明确,也就是他文章的题目,即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国家”。

　　“普通的国家”当然不能由政府拥有巨大的资源,“普通的国家”当然不能有强大的军队,“普通的国家”当然也不能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所以说,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即使不是俄罗斯经济衰退最根本的原因,至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负责任地说,要把俄罗斯从一个超级大国“改革”为一个“普通国家”,这正是西方主流思想家们所最追求的战略目标。

　　未来的三种可能走向

　　俄罗斯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长期以来是一个世界强国,有着极为辉煌的历史,产生过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普希金,杰出的科学家门捷列夫,不朽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伟大的政治家彼得大帝。她极有可能再度辉煌。

　　客观地讲,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将会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是出现一个像彼得大帝那样的伟大政治家,重新凝聚俄罗斯的民族精神,领导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复兴。近代历史上,很多国家有过类似的经历。韩国的朴正熙、智利的皮诺切特都是这样的例子。今天的普京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这样的精神,但种种迹象表明,普京并没有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雄心。据俄罗斯专家分析,普京不会寻求修宪以使自己能够继续连任两届以上的总统。

　　第二种可能是沿着目前的态势继续发展,也就是说,俄罗斯会继续和平地演变为世界上一个并非十分强大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施莱弗所说的“普通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对西方各国当然是没有巨大威胁的,但从俄罗斯民族自身的角度出发,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是最理想的,甚至是可悲的。

　　第三种可能是走向更加混乱的情况,政治上寡头集团继续称霸、群雄纷争,社会秩序继续混乱,军队继续衰败。这样的结果是世界各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掌握着大量战略核武器的国家的任何混乱都必然会对世界和平造成很大影响,而且世界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俄罗斯衰退对中国的启示

　　毫无疑问,俄罗斯的衰退对于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

　　首先,俄罗斯改革战略中的一系列失误,对中国的改革具有直接的警示作用。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俄罗斯走的是最激进的产权改革之路,事实上为企业高层经理的资产掠夺打开方便之门,最终导致政治、经济寡头控制的局面。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引以为戒。在金融改革方面,俄罗斯过早开放资本流动带来了恶果,中国必须以此为镜,在控制资本账户的前提下,积极引进外国金融服务,以提高自己金融业的经营水平(相关观点见上期“全球视点”)。

　　俄罗斯的衰败还有更深层次的启示。

　　建立一个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其难度远远超过维持一个制度努力,也超过以推翻一个制度为目标的革命。俄罗斯过去13年可以说是成功地颠覆了以前的制度,但也成功地消灭了社会稳定和秩序。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有序改革的希望都变成了幻觉,于是乎,产生了上述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失误,令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

　　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在社会转折时期,在社会经济改革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制度比民主更为有效地制造混乱和无序了!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一点,西方最新的保守主义思想精英也从不同的角度加以了论述。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主编、《外交事务》杂志的前任主编、哈佛政府系培养的法瑞德·扎凯瑞尔(Fareed Zakaria)博士最近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没有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他论证,世界上各发展中国家主要的问题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有了民主。这种低层次的民主,是不能保证自由的,而没有自由的经济和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在俄罗斯民主的体制下,出现了寡头政治家、寡头投资者,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政治和经济,尽管普京政府正在奋起反击。

　　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法制。法制当然是成熟市场经济的基础。可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在社会转折时期,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改革时期,法制是不可能完全发挥其正面作用的。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没有什么能比法制体系更为体面、有效地保护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了。设想一下,如果普京总统完全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对付寡头势力,由于后者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可以运用合法的手段为其辩护,结果不见得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美国经济学家格莱瑟和施莱法研究了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指出其本质就是用加强政府管制的办法来修补法律系统的不足,而他们所说的法律系统的不足,指的就是指拥有大量财富的少数人可以操纵法律体制。

　　今天中国的改革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对一些改革举措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分析其原因,首当其冲的是改革的效益分配不均,甚至短期内产生了不少数量的利益受损者。他们的不满以一种大民主(包括匿名)的形式在各种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上传播。无可争议的是,成功的改革最终必须让大多数人受益,这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也必须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解决。但是,这些来自于舆论民主的不和谐的声音对改革是极其有害的,就好像俄罗斯的民主不能产生有序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改革靠的是对改革大方向基本共识,靠的是在此基础上的“不争论”(邓小平的“惟一发明”)和扎扎实实的改革实践。

　　俄罗斯的基本教训以及我国改革的基本经验恐怕可以总结为,改革的过程不能盲目崇拜民主与法制,尽管它们是改革的目标;成功的改革是建立在对改革大方向的基本共识基础之上的不争论和大胆探索及积极实践。

　　来自俄罗斯的另一个启示就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上所述,俄罗斯的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众向往“回归欧洲”的结果,也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俄罗斯不太恰当的引导所致。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以中国的核心利益作为最终目标同时又有相当国际视野的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明确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和西方各国以及周边国家的战略利益是有所不同的,必须从战略利益的角度上来思考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听从外国人的政策建议,是有损中国长远发展的。

　　避免中俄关系中日化

　　从中国的战略上讲,必须做好准备,因为今天的中日关系恐怕会在明天的中俄关系上重演。俄罗斯现在正忙于寻求西方的认同,还没来得及考虑中国崛起对自己的长远影响,俄罗斯的民众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俄罗斯方面最近在有关问题上的反复反映了其对中国的崛起没有战略思维。但是,20年后,当中国的崛起成为现实以后,俄罗斯的朝野将会大梦初醒,需要进行很多微妙的心理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恐惧和不安全感可能会使得俄罗斯的对华关系出现不理性的局面,正如今天的中日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此,中国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外交要先行一步,要更加努力地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基础不仅要建立在抵御美国这一共同目标之上,也是为了俄罗斯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充分理解中国的重要性。

　　从企业角度来讲,俄罗斯不但是中国的巨大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原材料的重要来源地。中国企业要仔细研究俄罗斯的经济情况,俄罗斯的经济与中国经济有巨大的互补性。俄罗斯的制造业目前比较脆弱,但是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如何与俄方在自然资源上做好文章,从而又打消俄罗斯各界对中国的猜疑、不理解乃至敌视,是中国企业走向俄罗斯、挖掘中俄贸易投资关系巨大潜力时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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