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村里人颁奖

　　王翔

　　前些天看电视新闻，报道福田区大力清理“十元店”，历数十元店的种种不堪，心里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或许在这样一个开口国际化，闭口高尚生活，一块石头掉下来能砸死一群成功人士的城市里，十元店或者城中村早已是不合时宜的东西，一下子，当年在台下听某位主政者誓称铲除城中村“毒瘤”时的那种郁闷又回来了。

　　几年前，十几年前，我的许多对这个城市有着颇多贡献的朋友，就曾经在这样的“十元店”里落过脚，甚至开始第一笔生意。它让那些初来乍到的朋友们可以用尚不丰裕的钱袋维持最起码的体面。其实，十元店只是深圳外来人口生存空间的一个缩影，早年来深圳拓荒的时候，就连这样水电齐全的十元店也难得一间，在工棚和露宿之外，村民的房子无疑是一个更加踏实的所在。

　　从特区成立到2001年底，深圳的

房地产企业累计建设销售了3862.08万平方米的商品住房，按照2000年深圳统计的全市人均居住面积17.4平方米估算，这些商品住宅只能满足221.96万人的居住。截至2001年底，深圳市住宅局先后建了14个安居房住宅区，约38000套单元式住房和约5000间周转公寓，总面积约340万平方米，依照官方统计数据，只解决了约20万人的居住问题。同时期深圳的实际人口数字已经超过了700万，如果没有城中村，我们真不知道当年那另外至少400多万人士的居住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圳开始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在此期间，政府只在招商引资上下工夫，往往只审批工业用地，而没有考虑为大量的流水线工人配套相应的生活居住用地，在规划上一度出现了只管项目不管人的现象，客观上导致了对房屋租赁的需求矛盾。到了9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依旧没有获得改善，政府仍然疏于对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作出有效的规划，随着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房屋租赁的需求进一步扩大。更为奇特的是，当村民们在市场需求的激励下，不断加大对私房建设投入时，政府却因为村民私房的增多，减少了企业、团体或个人因为居住问题对政府产生的不满，在解决外来人口居住问题上愈加不闻不问地绕道走。

　　有数据表明，深圳改革开放至今，城中村用这个城市10%的土地面积解决了约50%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城中村消化了近6成以上的深圳租户市场。

　　根据有关资料，特区内2000多万平方米(统计口径为私房聚集地，不考虑生产经营用地)的可租面积容纳了近200万人，人均面积为10平方米左右，农民房平均空置率约为5%，市场相对比较饱和。特区内城中村农民房的租赁手续简单，一般不通过房产中介就可找到房源(中介一般不推荐此类房源)，而且也很少有租赁合同的维系，虽然较高的换房率损失了一定的收益，但空置率较低。住在这些旧村里的人大多数是外来人口，旧村的零散商业也基本上由外来人员来经营，形成了一个以外来人员为主流的社区。城中村的私房为深圳大量的外来人口很好地解决了居住问题，充当了极其重要的廉租屋功能。正是由于城中村私房的存在，这些人员才有房可住，才能更低成本地生存下来，才能继续服务于深圳经济的发展。深圳目前还没有其它类型的住宅租赁市场能够容纳或安置近千万的暂住人口，城中村扮演的廉租屋角色是独一无二的。深圳市经过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的工资水平、服务业收费水平等增长不大，却依旧保持了对国内许多发达省市的持续竞争优势，这方面，城中村的廉租房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

　　从2001年到2005年的数年间，深圳的人口数字更加急剧膨胀，截至2005年深圳的人口数据突破1300万(其中总人口大约1170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只占不足15%，约为160万，暂住人口高达1000多万，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的比例达到了罕见的1:6.3)，相比于2001年，四年之间人口成倍增长。然而这些年间，从针对稳定中高收入者的所谓高尚住宅到严格限定申请范围的微利公屋，不论是政府还是房地产

开发商，似乎都从来没有为那些中低收入的外来建设者们构想过什么可以栖身的家园，这样的负担大部分仍在由城中村背负，而这种城中村背负的身后却是与政府的艰难博弈。

　　对于数十万的原住民，在失掉赖以为生的土地之后，从房产中赚取着几乎是惟一可赖以生存的租金，得到可以维持一家老小数年生计的补偿，我想我们是应当乐于见到的。可是对于付出土地资源的村民，政府却从没有为他们的生计做过什么长远的筹划，政府在拿走土地之后只留给村民80平方米的宅基地和不超过24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抛开一家大小的生活空间，剩下的面积就算全部出租，收到的租金在深圳这样的城市如何能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政策上只给农民自住的用地，并不允许农民建房出租。作为已经不能以耕田为生的农民，立足于包围在城市圈中的故土家园，文化素质的低下使得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劳务分工。说到底，不建房，不租房，吃什么？

　　就这样，政府一方面没有规划村民长远的生计，另一方面又不作为不接受村民报建，实际上是把村民赶进了一条死胡同，一切的一切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今当历数城中村种种不堪和骂名的时候，政府依旧高高地站在台上，村民却反成了千夫所指。

　　让我们为村民颁奖！为了他们的忍辱负重!

　　我庆幸深圳终究没有挂出“外来人口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因为仅依靠政府和城中村以外的社会资本所能提供的住宅总量，恐怕深圳的大门在上个世纪末就早已紧紧关闭了，我们不能想像如果那样的话深圳又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让我们为村民颁奖！为了他们——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建设者!

　　如果按照每平方800元的建造成本计算，现今城中村一亿多平方米的私房就需要近千亿，如果拿城中村所承载的人口数量按照深圳人均居住面积的官方统计口径推算，那么建设同样面积的

商品房或福利房，其投资可能高达数千亿之巨，而这些本应付出的投资却全部由我们的村民默默承担了，可以说，城中村让这个城市也获得了一条聚敛财富的捷径。

　　让我们为村民颁奖！为了他们巨大的贡献!

　　如果城中村的原住民都像政府所希望的那样严格遵守宅基地面积和限建指标，那么到了今天，容积率不高的城中村必然会成为这个城市里地产寡头们的盛宴。而正是因为城中村的原住民们在政府不作为、报建无门的情况下筑起的所谓违法违规建筑，使这个城市里土地资源的财富分配格局终于没有重蹈上海的赤裸和血腥，终于没有再现上海麦琪里被逼迁的两位老人被开发商大火吞噬的惨剧。

　　让我们再一次为村民颁奖！为了他们的可敬!

    (供稿：万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