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直形态的村庄

　　黄晓东

　　我在广东的时候，对那里的“城中村”印象极为深刻，像广州的石牌、冼村，深圳的沙尾、布心……它们的形式几乎都是一样：在一片不算太大的区域里，密密麻麻挤着几百座细长的“筷子楼”，占地只有几十平方，高度却在七八层以上，深圳甚至有不少在十层以上。楼与楼之间极度接近，当地人戏称“握手楼”、“亲吻楼”，剩下的街道只能是“一线天 ”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白天也要靠电灯照明，广州石牌村的街道更是曲折诡秘，晚上经常发生各种抢劫案。“城中村”给我留下的印象好像只有阴森和恐怖。

　　但我在北京却看到了另一种形态的“城中村”。

　　我住在京城北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和其他的小区一样，这里塔板结合、楼形丰富，电梯物业一应俱全。不过，住了没多久我就发现小区西南角三座塔楼住的人有点奇怪。他们好像永远都不用上班，早上成群结队的老头老太太出门遛鸟遛狗加自己遛弯，青壮年们除了三五成群站在楼下聊天就是聚堆打牌了，每座楼门口永远有那么几摊扑克牌局，从早上到深夜没停过，天寒地冻的时候就搬进底层门厅，照样打，而且看的人和打的人同样津津有味，仿佛打扑克牌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内容。出入这三座楼的人衣着打扮与城里人无异，却缺乏相应的气质，举止谈吐明显粗鲁，就连这三座楼也是小区中最脏乱的地方。

　　说实话，在一个成熟的城市社区中，这样的一群人不是不扎眼的。朋友告诉我，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些人就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脚下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如今村庄被城市开发征用了，他们每户得到了几套房产作为赔偿，全村人集中住在这三座楼里。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才是这块土地真正的主人。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依然生活在从前的村庄里，只不过从前的村庄平铺在大地上，如今却被竖直地被塞进这几座高层塔楼中。无法下地干活了，就用聊天代替；楼门口的牌桌位置就是从前村口老槐树的位置，一个公共信息的传播中心。

　　很少有人关注这个群体。人们关注的“城中村”通常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它们往往处于城乡结合部，人口密度大，违章建筑多，市政基础设施匮乏，房屋破旧，环境脏乱，社会管理混乱，城市公共安全隐患多。北京这样的地方有300多处，最近市政府一直强调要解决“城中村”问题，准备用三年时间，对北京城近郊的“城中村”集中整治。

　　通常意义上的解决大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村庄建筑形态的改造，将他们纳入

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另一个是户籍制度的改造，将村民的身份彻底融入城市。人们通常认为这样就圆满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

　　然而从这个人群的实例我们发现，即便在北京，村庄的城市化也没有因此而彻底完成。终结的只是村庄的躯壳，从里面走出的人仍保留着过去的记忆、习俗、生活习惯和所有过去的积淀，它们会不知不觉表现在今天的都市生活中。于是，村庄依然活在高楼大厦中，尽管活得很别扭。

　　社会学者说，村落的终结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甚至把它上升到“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高度去研判。我对这些深奥的学术问题不关心，我关注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生存状态和命运。

　　文化层次和技术水准的低下使他们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于是，他们失去了土地却又无法完全融进都市生活中。依靠房租，他们可以暂时不用劳作就维持一个还算不错的生活水准。但安逸和无所事事的生活又让他们日趋慵懒，以后怎么办？这种对未来生存状况的担忧使他们充满了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情愿固守现状，任何一点改变现状的政策出台都可能令他们情绪激动甚至反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并不安定的社会人群了。

　　因此，政府应该给这个人群多一些关注，理解他们因为巨变带来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了解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些发展的机会。否则，社会的变迁会使他们的心态更加不稳定，甚至成为社会矛盾新的爆发点。身边这“竖直的村庄”门口不断贴出的上访串联信、联名申诉信等似乎已经露出了某些征兆。

    （供稿：万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