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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里雯
经济学家通常不给结论，因此他们老是成为笑柄。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是个例外。他总是令人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的经济学一则可以看到其致用性，关照贫穷百姓；二则他总是给出结论，不会让你悬在迷雾之中以体现其学术的高深。
森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斗士，他的学术研究和实地研究同样丰实，而且在指出其他学者的弱点时论证周密，极富说服力。《好辩的印度人：关于印度历史、文化和身份的文章》这本书由16篇文章组成，很多都是既往讲座和已发表的文章的重写。这些文章不仅仅是经济学作品，它们还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哲学的领域。《华盛顿邮报》称之为“大师之作”，虽然森本人未必会接受这个评价。
在这本书里，森分析了印度知识和文化史上漫长的好辩的传统。以及这个传统与21世纪的印度之间的持续相关性。他探讨了民主、多元主义、世俗主义、全球化和身份的话题，聚焦于5个20世纪杰出的印度政治和文化领袖——他们都经历过剧烈的全球(包括西方)影响。这几个人是：诗人泰戈尔、圣雄甘地、电影大师萨雅吉·雷、国父尼赫鲁、Tata集团创始人多拉伯·塔塔。
森的论述既是为居住在印度的印度人而写，也是为世界各地的印度观察家、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家或支持者，还为那些异端邪说、全球化和西方启蒙运动价值观的支持者而作。他坚持认为，理性、自由和言论(作为沉默的对立面)是互相加强文明进步的源泉，它们促进了异质化，而异质化能够导致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如果国家、社群、宗教乃至家庭造成了理性、自由和言论三者中任何一种的僵化，其结果将是压缩性的，因而会阻碍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
森认为，这个“三位一体(理性、自由和言论)”对“社会选择”及其应用至关重要。这些应用非常广泛：从饥荒到性别歧视，从社会发展到信息，无不涉及“社会选择”。他2002年的书《理性和自由》正是关于这个题目的，这本书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
在第13篇文章里，森清楚地表白了自己所采取的知识分子立场，即“理性的限度”。西方启蒙运动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休谟、亚当·斯密和他自己同时代的哈佛学者约翰·罗尔斯，都因其基于理性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体系而备受赞誉。蒙兀尔王朝的阿克巴国王(16世纪印度的一个穆斯林统治者)和约早其2000年的阿育王，都因他们理性地接受了宗教多元化和积极地鼓励非正统学说/思想而特别受到赞美。
此书大量引用印度和中国文献，不时提及其他文化传统。森在书中展示了容忍、自由、非正统思想学说和理性等等价值观既不是新东西，也不是仅仅起源于西方。他提醒我们：“我们的全球文明是世界遗产，而不仅仅是一堆本土文化的集合。”
在理性、自由和言论的照射下，森探寻了印度、印度身份、印度的全球联系、印度与中国、西方对印度的想象这些概念。在此过程中，他启发和激发了关于今日印度和世界的各种事件的争论。
森写道：“全球化就其基本形式来说，既不是特别新的，总的来说也不是坏事。”那么全球化在今天某些史无前例的方面的作用呢？比如，无所不能的公司资金正在威胁我们所珍惜的很多东西——民主、发展、人的多元化、传统智慧——试图把我们(如果你是个消极的人的话)都变成绝望的消费者？森对此的回应有两部分。首先，他提醒我们“沉默是社会公正的强大敌人”。他还告诉我们“全球抗议活动在很多方面经常很有建设性，它们有力地把注意力吸引到世界的不公正问题上来。”其次，关于全球化或殖民化的统治，他承认有必要对那种顺从的配合进行反抗斗争，而不是诉诸于分裂和地区主义。“确实，抵抗全球不平等既需要全球性的主动行为，也需要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主动行为。”
在评论印度自1992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进程时，森提醒印度人注意，这样的互动从很早开始就对印度的文明至关重要。“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一直既出口理念，也进口理念。”他指出，“对这种双向过程的认识不足，有时会导致非常多余的争议和冲突。”
森还考察了那些将知识简单化的人和分类不当的排他主义者。萨缪尔·亨廷顿著名的《文明的冲突和重建世界秩序》将世界人口分成以宗教为基础的不同“文明”，并坚决地把印度放到“印度文明”的篮子里。在森看来，这不仅是粗暴的过分简化，而且忽略了“印度有很多穆斯林(1亿4000万——大于英法人口的总和)……几乎每个被亨廷顿称为‘伊斯兰文明’的国家里的穆斯林人口都比印度少。”这样的分类还混淆了(因为无知或者有意为之)穆斯林宗教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区别。
所谓的Hindutva(印度教徒特质)的支持者，对印度教持非常有局限性的观点，事实上却削减了印度教的宽度和丰富性。森在书中对此严肃地进行了具体批评。森略有歉疚地引用了祖父对他的信仰质疑的回复：“你已经致力于宗教问题，我看到，你已经把自己置于印度教的无神论部分：洛卡严达Lokayanta。”他在书里证明，圣雄甘地、泰戈尔和尼赫鲁都会热忱地同意这个观点。
森还证明，“亚洲价值观”的支持者的立场是不稳的。亚洲“是全球约60%的人口居住的地方。没有任何单一价值观可以放在这个无比庞大和多样化的人口身上，藉此把他们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分开。”
同样的，森也讨论了那些声称自由和民主为西方独有的观点，“(这些人)没有在非西方的智识传统中——比如梵文、巴利文、中文、阿拉伯文和其他语言的政治和民主管理文献——寻找类似的内容。”
“跨文化间的沟通的困难确实是真的，就像那些文化差异的重要性所导致的判断问题一样真实。”但这些困难不会使我们接受在“我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化”之间的标准差异。
西方在想象中对于印度那种武断而特异的看法。“身份的决定性是无法逃避的(选择性受到既有选择的束缚)，而且要求理性，而不仅仅是认同。”
对那些在全球化中患有身份焦虑症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关于文化的相互融合，已经有很多先典有所涉及，比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和布罗代尔的一系列史书。但是，森是在世学者中唯一一个能够涉猎如此之广、论说如此精深、对不同人群关注如此深切的人。他对跨文化交流和民主、自由的坚信不是宗教信仰式的，而是以尽其所能以现代学术研究为基础进行的论证。他坚信开放的辩论对一个社会的好处，是总结了印度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而他又是世界性的，为他所宣扬的普世性原则重新发掘了其东方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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