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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虞云国
记得小时候读完《三国演义》，对开卷语“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心折不已。后来才晓得它堕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淖，却也明白了：天下大势，并不那么容
易说得清楚的。不过，越是说不清的事，就越会引起人的兴趣，其间似乎有一种司芬克斯的效应。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初版)，就是一本以大历史观说天下大势的书。
在话说天下大势这点上，在下以为历史学家与宋元以来的讲史先生倒有共通之处，无非一要说得听众入迷，二要引得看官思考，前者关乎技巧，后者取决于见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初版)于两者都取得过成功。他的这本《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与另一本《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说的都是天下大势。至于黄仁宇一向自我标榜的大历史观，当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但他有一本作品集叫作《放宽历史的视界》(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初版)，这一书名倒不失为对其大历史观的自我诠释。所谓“放宽历史的视界”，一是在历史的年代纵坐标上拉长审视历史的时段，把历史对象放到因果性的长链中去追诘；一是在历史的空间横坐标上拓展考察历史的范围，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性的背景中去探究。以这样的视界所做出的思考，庶几才能洞察天下大势。只有这样读历史，看问题，历史之树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近年，有家出版社为黄仁宇做了一本作品选，书名曰《大历史不会萎缩》，其用意也在此乎？
还是回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上来。作者截断众流，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将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功过是非、得失利弊作为平章的主题，揭明其大势与走向。
众所周知，自秦朝开创大一统局面以后，历二千余年，统一始终是人心所向与大势所趋，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便成为统一帝国的必然模式。对第一帝国的统一，作者也欢喜赞叹为“一大成就”，然而，他紧接着指出：其后中国两千年历史却“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的代价”。成就与代价并存，历史辩证法体现得淋漓尽致。对后人来说，认清代价或许比炫耀成就更重要，更迫切。
代价之一：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这就使在位者的贤愚明昏等个人因素往往给历史进程烙上深深的印记。虽然君主无不祈盼长治久安，可历史女神却无情地报以治乱无常。即便是最成功的开明君王，给予人民的，“顶多也不过民享，而不是民治”，例如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至于执政者做得糟糕的，结局不堪回想，例如八王之乱与安史之乱。
代价之二：在这种模式下，“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地方的政治、经济、法制等因素不能走上自由长足的发展道路。中央权限与地方权限混而为一，无法划分，所谓的地方权限(例如州县权限)，只能作为中央极权的终端键钮而存在。纵观中国历史，“合久必分”，诚然是历史的钟摆回归中央集权的大趋势，而随着秦汉第一帝国向明清第三帝国的历史推移，中央集权在螺旋式的发展轨道上最终扼制了地方分权的可能，历史的天平最终一边倒。然而从社会结构分层原理来看，健全成熟的地方分权自治，恰恰是整个社会稳定繁荣所必不可少的环节。
代价之三：在这种模式下，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为要统制亿兆斯民，必须构建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但这一系统却不能成为皇帝与子民之间的真正有效的中层组织，在上下间起枢纽作用。这是因为该系统与人民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的互为牵制，中国古代赋予官吏以“牧民”的内涵，形象地表明整个系统只是皇权的神经末梢。这样的官僚政治，表面上管辖广泛，实际上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完全靠由上向下的压力。于是，皇帝宽仁则官僚马虎，皇帝务实则官僚苛虐，甚至诏令冠冕堂皇，行政有名无实， 在历史上都是司空见惯的。因而，传统官僚政治“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却“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的多变动的社会”。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传统政治体制缺乏社会机构的纵深度(地方分权的名实背离与中层组织的空洞无力)和应付事态的灵活性(君主集权与官僚体制)，即便尽其所能，也“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而“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对此结论，黄仁宇认为既“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正确的取向应该是：在领悟到这是由于当时历史所能给予的“选择机会至少”(即所谓历史局限性罢)之后，一方面承认这种选择的影响与代价“持续迄于今日”；另一方面认清今日“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人通过这种长时段远视界地检讨天下大势，是完全可以“给新体制一个合理的出发点”的。无论怎么说，这是当下吃紧的大事，值得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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