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的杂述

　　□ 汪朗／文

　　世上之物，本无常值，一旦稀缺，往往贵重。官员、经济学家甚至毛驴，皆如此。

　　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据专家考证，毛驴最初出自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从边疆引入内地，大约在三千多年 前的商汤时代。其时由于交通不便，驴骡只是作为“贡品”献给帝王玩赏。汉初时，毛驴依然十分稀罕。《陆贾新语》记载：“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毛驴可与珊瑚珠玉媲美，自然属于宝贝疙瘩。

　　不过，地位贵重之毛驴，除了嗓门宏大，拉车载物的本事到底有限，于是不免惹来物议。《史记日者列传》已有评价：“故骐骥不能与罢(疲)驴为驷，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给毛驴们打分甚低。

　　东汉末年，毛驴又大大风光了一回。据《后汉书》记载，汉灵帝曾经“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老大率先垂范，于是王公大臣竞相坐起了驴车，使得毛驴再度成为稀缺资源，“贾与马齐”。对此，有人颇不以为然，认为“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并认为后来董卓陵虐汉室，就是汉灵帝和驴套近乎的报应。此论一出，毛驴在官场之上再无出头之日。

　　平心而论，毛驴之个头气力虽不及马骡，但是吃苦耐劳，也不讲究伙食标准，特别是在崎岖山路载货驮人，往往非驴莫属。只要不硬性拔高，其性价之比并不低，因而三国时毛驴已用于运输，唐代还在陕西一带设立牧场，大规模繁殖驴、骡。至今，关中驴仍是优良品种。

　　唐代长安毛驴，常与失意文人相伴，杜甫便在驴背上消磨过许多时光。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对此有着具体描述：“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长年骑着个瘦驴跟在当权者的马屁股后面吃灰，滋味自然不好受。不过，若无这番经历，诗圣恐怕也难修炼成诗圣。八抬大轿之中，只能生产御用诗人。

　　杜甫所骑，是私家之驴还是出租之驴，无从知晓。不过，清代京城则确有“驴的”可打。道光时人杨敬亭在《都门杂咏》中，对此有具体记载：“一城三里踏沙尘，十个猴头受雇缗。来往最多天下士，也应驼着作诗人。”当时京城俗语，把一文制钱称作一个猴头，相当于现在的一两角钱。十个猴头打“驴的”，可以跑三里地，价格不算高。只是，由于“驴的”载重有限，司机只能跟着毛驴一溜小跑，比较辛苦。其时，京城和通州之间还有无人驾驶之长途“驴的”，旅客只要交足银两，便可自己骑上毛驴直达目的地。如果某个坏小子想在半路将驴赶入小道，劫持转卖，毛驴便会将其掀翻在地，扬长而去。因为跑这条线路的毛驴都是喂熟了的，只认大道两头站点，名曰对槽驴。

　　比光屁股驴略高级些的，是驴车，好歹有个车棚子可以遮阳挡雨。不过，当时官员虽然俸禄有限，但其他名堂不少，因而多数都能拴个马车骡车代步，打这种“驴的”的，和早年间的驴子一样稀罕。据《清代名人轶事》记载，道光年间的刑部尚书戴敦元，一次下大雪时，当街拦了一辆“驴的”上衙办公。下车时，戴尚书脱去雨罩露出了官帽上的红顶子，“御者大惊，将弃车而逃。”因为从没见过部长打“驴的”的。从此，戴敦元便有了个外号——驴车尚书。戴部长属于高官中的异类，喜欢读书，却不太会捞钱，故而还有另一个外号——破败书橱，“以公万卷罗胸，而粗服敝车，外观极寒俭也”。

　　如今，京城“驴的”早已为轿车所取代，一般百姓可以随便打。但是够级别干部“打的”的，还是少，毕竟不如公车方便排场。我有一老领导，后来成了正部级，但仍不改文人气质，在位时退休后，外出并不惮坐出租。一次他“打的”去参加“两会”，还在长安街就被警察拦下来了，说是开会期间

出租车不得靠近人大会堂。于是他便乐呵呵地步行走入会场。还有一次，他“打的”回家，到了部长大院门口，“的哥”无法相信这个不修边幅的老人会是“尚书”，琢磨半天甩出了一句话：“您过去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对吧？”

　　从出租车司机的言行可以看出。尽管“头儿们”坐出租仍是新鲜事，但社会毕竟在进步。因为“御者”得知搭载之客是“头儿”时，只是小怪而非大惊，更没有“将弃车而逃”，还能随意调侃两句。

　　“老北京”讲话——“知足吧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