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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峰/文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荣膺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名满天下。不过，他总喜欢把自己称为“不安分的经济学家(errant economist)”。
的确，他既不是抽象理论家，又很少从事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经验工作。毕业于哈佛经
济系，在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任教二十多年的谢林，曾长期担任美国政府顾问。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思维活跃。同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托宾回忆，早在哈佛读书时，此公的思想就“比别的同学和教授们深几个层次”；萨缪尔森也说“时间磨不平他的创造力，他的路数总是变幻无穷”。诺贝尔授奖委员会把他誉为经济理论的“探路者”，确是精当。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谢林主要研究“冲突与合作的策略行为”，即“非合作博弈论”。他把博弈论应用于国际政治，提出了一整套冲突、对抗、谈判、合作的理论。其中的“可置信威胁”学说，被1994年的诺奖得主塞尔滕(R. Selten)系统化，并引出了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的工作。他在20世纪50年代讲的一系列协调博弈的“故事”，启发了与他同时获奖的奥曼(Robert J. Aumann)的研究，后者最终提出了对纳什均衡的拓展——“相关均衡”。
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则启发了2001年诺奖得主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的工作。那是在一次午餐讨论时，谢林问斯宾塞：为什么加州海滩上冲浪的人和冲浪的人在一起，游泳的人和游泳的人在一起？这里面一定有某种机制在起作用。斯宾塞说，他的“信号博弈”和“市场细分”的灵感，便是来源于此。而谢林在这方面的工作，除了他1971年的文章《分隔的动态模型》，就都集中在这本《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之中。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个体的动机如何集结成宏观行为？为什么一个民族会聚集成一个国家(最典型的例子是现代以色列的建国历程)？为什么特定货币需求行为的积聚会引发金融危机？甚至，为什么学校里男孩和男孩在一起，女孩和女孩在一起？
传统上研究“总量经济行为”的宏观经济学，由于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无法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谢林认为，所有这些“集聚”行为，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多人囚徒困境非合作博弈的均衡解。当囚徒困境博弈从双人扩展到N人时，决策主体结成“联盟”，互相合作，便优于每次都选择“绝对自私”的策略。当合作确有较大利益、且人们认为他人将加入联盟的时候，参与联盟的人数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加。
我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支持这个假说的例子，例如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秦朝的天下立时土崩瓦解；又例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联产承包“忽如一夜春风来”式的“遍地开花”。当然，团体的维持不是绝对静止的，随着收益函数的变化，会出现从“囚徒困境”到“合作解”的各种均衡形式。
以上的介绍也许有些技术性，不过，不熟悉博弈论的读者在谢林的这本书前大可不必望而却步。在经济学界，谢林被称为“最易读的经济学家”之一。也许是长期担任政府顾问、多有建言献策的缘故，谢林善讲故事；《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虽然是理论探讨，但写得入木三分，引人入胜。它不像其他经济学著作那样，要么充满了数学公式，要么是冗长的概念讨论、史料考据、哲学思辨……实际上，它是在一个一个 “故事”里层层推进其逻辑的。谢林用围观交通事故而导致的堵车来描述“囚徒困境”，用哈佛业余俱乐部的兴衰来描述“集体行动的悖论”，用鸡尾酒会上的“扎堆”来类比种族和阶层的隔离——这种处理，使经济学变得触手可及。
经济学的智慧，表面看来是在繁复的数学模型和冗长的逻辑推理之中，但假如这就是它的全部，经济学和运筹学、系统科学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实际上，用数学表达出来的经济学，只是“相”而不是“体”，经济学的智慧更多地是蕴含在一个个故事之中；在此基础上，经济学理论才得以构建、传播和应用。斯密的“制针工厂”，小穆勒的“灯塔”，科斯的“稻田里的牛”，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这都是经济学的绝好故事；对这些故事的理解和阐释，展现了一个个经济学的框架。
当然，讲故事也有好手和庸手之别。谢林的故事，不但讲得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而且处处渗透着理论的洞见和分析，使人眼明心亮。这是坊间那些充斥着的冠以“博弈论”之名，把理论生搬硬套于现实和历史事例的通俗读本所万难企及的。而且，精彩的经济学故事都有多义性，阐释因人而异，对于谢林的那些故事，我们不妨侧耳倾听，仔细回味。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参见本刊2005年第25期“本刊12月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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