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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z Lorenz-Meyer
完全是由于一种怀旧的、多愁善感的冲动，诗人克利姆·阿拉库索戈鲁访问了偏远的、被遗弃的阿纳托利亚的边境小镇卡斯。这是欧罕·帕穆克享誉国际的小说《雪》的故事起因。
在12年的流亡德国的生涯之后，克利姆希望能够重续他在土耳其的童年和青少年记忆，并且渴望与一个他的大学旧爱重逢。后者，据他所知，最近与丈夫分居了。向东的长途汽车之旅需要两天时间，但是这个旅途将带给他意想不到的挑战，远远超过一点无伤大雅的今日土耳其问题或他的个人弱点。
卡(诗人用自己姓名的开头给自己的一个简称)决定调查在卡斯镇发生的一系列女孩自杀事件，并为一家伊斯坦布尔的自由派报纸报道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但他不是记者，更不是政治人物，尽管他的过去与政治紧密相关。他只是一个历经风霜的中年人，多年来没有写成一行诗，丧失了大部分的信仰和信念，既执着于一点脆弱的希望，又对任何可能的幸福心怀疑虑。
在到达终点的路上，一场大雪降临了，卡将在这个地方被困数日。这就为徐徐展开的戏剧铺开了舞台，这是一场喧哗的闹剧，在美丽而沉默的庄严白色背景上点染着血红。
这一年是1992年，土耳其依然处于凯末尔主义者的世俗政权统治下，其权力获得军方和秘密警察的强大铁腕支持。我们很快就要得知，卡斯镇是该国的诸多冲突共呈之地，这些冲突直至今日依然萦绕着土耳其：这里有伊斯兰教徒，土耳其民族主义武装力量，失望的社会主义者。从几十座亚美尼亚式建筑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旧日幽魂，直到1915年，这些建筑还是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的居所，他们在一场大屠杀中被扫除殆尽。最主要的是，卡斯镇是贫穷的，它是一个寒酸的、被上帝放弃的地方。
我们的诗人卡在一家破落的旅馆住下，这是他所爱的女人伊派可和她的父亲、姐姐共住的地方。伊派可的姐姐卡蒂芙是当地伊斯兰组织“头巾女孩”的领袖，该组织主张恢复用头巾遮头的权利，以对抗世俗派土耳其政府的规则。
卡关于女孩自杀事件的前期调查收获甚微——没有发现共同的动机，似乎与悬置的宗教冲突只有一点松散的联系。但是卡逐步被拉入了当地的权力竞技场。当他与高官和精神领袖见面时，他们都试图把他们相互间冲突的雄心、观点和意图强加在他身上，他试图置身事外的努力在他周围的人看来相当可疑。
忽然之间，事情的进展开始戏剧化地加速：一个本地学校主任在一家茶馆里被暗杀了，因为他上课时强迫女学生除去头巾。一家宗教学校的几个学生把卡介绍给一位富于领袖魅力的伊斯兰武装分子“蓝色”，“蓝色”否认与该暗杀有关。其中一个学生承认自己爱着卡蒂芙，另一个正在哀悼他自杀了的女友。
在接踵而来的混乱中，卡发现了他诗人的声音。诗以“自然的呼唤”的力量袭击了他：他不止一次中断正在做的事情，跑到安静的地方(茶馆或者楼梯)去写下浮现脑中的字句。
但是写作不是他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担忧：当他准备在本地剧院的一个电视转播节目里朗诵他的第一首新诗时，一场古怪的军事政变发生了，主导者是一个著名演员。宗教学校的几个学生和一些路人被射中。这场血腥的时间是小说中的关键时刻，为即将到来的事件开启了道路，就像皮兰德娄荒诞闹剧般的辉煌。
在往后的时日里，卡将遭遇灵感、极乐、背叛和绝望。他无助地追寻他脆弱的爱和幸福之梦，同时试图置身于一切纠缠之外。
帕穆克精心构造的小说是一本多层次、多面相的大师之作。“雪”这个小说题目不仅轻易为故事提供了背景，雪花还为生命和人性的多重性提供了核心象征：卡在“雪城”卡斯镇之行中写成了19首诗。在一次奇特的举动中，卡把这些诗放在雪花六瓣的交接处和末端，在逻辑、想象和记忆的三条轴线上搭建起来。
小说的主角卡生性笨拙，倾向于逃避，然而他也是他的文化的产儿、催化剂和受害者。就像雪花晶体的复杂棱柱一样，故事的不同角度折射了每一种可能的阐释之光：它不允许我们选择世俗现代化主义的立场——揭去面具之后，世俗现代化主义者看起来和他们的宗教反对者一样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而且极为教条。但是在任何方面，它也不赞同教徒及其无望地追寻不可置疑的身份之举。而且，卡的浪漫的个人主义也是个不可能的立场，只在法兰克福的公寓中孤独的流放生涯里才靠得住。
所有的立场都显露出致命的无用性，与此同时，他们的支持者都被致以最高的尊敬，他们的声音都获得最深的同情。有一次，人们为一家德国报纸写联合政治声明时，发生了一场关于关键要点的热烈讨论，一个年轻人说：“我们不是愚蠢的！我们只是穷！我们有权力坚持这个区别！”
如果小说最终传达了什么信息的话，那就是为了人道主义，我们必须对人类的愚昧和矛盾保持耐心，即使它们会导致流血和痛苦。这本书中的一条诫律引自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我们对事物危险边沿的兴趣/这忠实的盗贼，温柔的凶手/这迷信的无神论者。”
欧罕·帕穆克经常声称自己是非政治作家。在土耳其热气腾腾的政治气候中，在激昂的而且经常使用暴力的各类政治派别之中，这种声明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存的谨慎战略。但是在近期的小说中，帕穆克正在离开他的安全避难所：在2000年出版的《我的名字是红色》(My Name is Red)中，讲述了一个16世纪左右的历史犯罪故事，故事的人物是奥托曼皇家的一群微型画画家，其政治背景——伊斯兰正统教徒逐步地、不可避免地被西方个人主义影响所转化——依然被一座讽刺和学问的高墙所隐藏，保护着作者不致引起那些思维简单化的教徒和民族主义读者的愤怒。
《雪》是一本更为易见、更为柔和的文学作品。但是在结尾处，作者直接发表了口头声明——在近期接受一家瑞士报纸采访时的话，这使帕穆克变成了一场肮脏的大众运动的靶子。在其中，作者提到了亚美尼亚大屠杀。帕穆克在土耳其国内外都极享盛誉，当他接受德国书商协会颁发的著名的和平奖时，他也在等待来自祖国的一场审判结果。他被控“侮辱土耳其民族性和土耳其人”，可能会被判3年徒刑。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荒谬的奖项，奖给一个在土耳其国内仅有的几个罕见的发言者之一。他们能够看到事物最黑暗和最危险的边沿，并且没有丧失他们的勇气、真诚和爱。(Snow by Orhan Pamuk。本文作者为德国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in Darmstadt的社会文化研究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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