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与做企业

　　李国卿／文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西方而言，中国企业家有着非常独特的价值取向。比如说，2004年6月份，CEO明星杰克·韦尔奇退休后来中国赚门票，中国第一流的企业家都去捧场。其间有一些问题令韦尔奇像弱智一样竟然表示听不懂，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提问是：“做人与做企业是一种什么关系？”

　　“做人”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容易让人首先联系到一些负面的印象，早年一位愤青朋友，就曾大义懔然唾弃“做人”之说：是人，为什么还要“做”，要“做”成什么？但此人非彼人，大企业家之“做”与升斗小民的层次与内容当然也有所不同。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中国企业家这一问，说明在他们心中，很可能做人的层次要比做企业高。其实不只企业家，我们整个主流社会都有轻视商人的倾向。记得当年张贤亮宣布再也不写小说，专心致志做企业去赚钱的时候，采访他的记者不禁惊呼：“那你的事业呢？”——显然该记者认为张的企业不配称为事业。张贤亮则是坦然答道：“赚钱就是事业。”不过张有“事业”在先，底气自然要粗一点，不足为训。

　　马斯洛又说，最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可以带来高峰体验，乃人间至乐。既然如此，径直“做人”去多好，何必理会什么企业？中国企业家这一问，又说明“做人”这一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还离不开企业这一载体。另外，通过做企业来“做人”看来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并非轻易便能掌握，所以要经常思考和请教如何处理两者“关系”。

　　身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美国鬼子，韦尔奇对于东方的高尚自然无法理会；我们的企业家也许可以在古代西亚的苏菲哲学家那里找到知音。据说那是一群在精神上超凡入圣达到了不可思议境界的圣人，而他们日常的显现只是市集上的手工业者，比如说，鞋匠。他们的智慧通过他们的手艺一代又一代的传播。

　　让我们想象一个年轻人来到这位老苏菲的面前，恭敬地问道：“做人与做鞋是一种什么关系？”

　　但是且慢。在苏菲那里，精神的升华据说迥异于世俗的追求，一个好的学徒不会如此多嘴，他只是专注于自己琐碎而世俗的工作，精神的成就却不期而至。

　　在这个领域，失败的例子几乎都是说：你越是孜孜以求，就越是南辕北辙。只有忘我的人，才有超越的可能。过分看得起自己，还是俗人一个。

　　这样说起来，企业家老是想着“做人”，也不是什么好事。

　　就说近期新闻人物孙大午吧。农民出身的他靠养殖1000只鸡、50头猪起家，至2003年发展成固定资产过亿的大午农牧集团，曾名列全国私营企业

500强——这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成功企业家。

　　孙大午只有初中学历，对儒学圣贤之教颇为推崇，在公司里立有圣贤庙，供奉着孔子、关公、岳飞等人——看得出这也是一位对自己有着极高的“做人”期许的企业家。

　　前一段时间，孙大午在北京因一只小小的塑料鞋套和生意合作伙伴反目。起因仅仅是，他在生意伙伴家中做客时，认为主人为他提供的一只塑料鞋套对其人格造成极大侮辱。事后，双方合作终止——在此事件中的利害选择可以看出，企业利益被孙大午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

　　回到公司后，孙大午决定在旗下6000余人中发动了一场“我们如何待客”，“如何做客”的文明礼仪大讨论，还将此事告知国内学界期望引起关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反思——我介绍过了，他的企业并不是公关公司。孙大午在这里以实际行动回答了“做人与做企业是一种什么关系”的问题，而且一下子就关系到6000人。

　　孙所发起的讨伐鞋套的“文化战争”，在国内几个大型BBS上迅速演变成一场岁末狂欢。在你来我往的热烈气氛中，有的网友竟以丰富的联想力想到并回顾了禹作敏与牟其中的生平事迹。

　　都提到这两位老前辈了，如果我再问：“我们的企业家为什么就不能乐于只是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不是太没有说服力了？

　　做人，还是做企业？这是一个商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