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的1978年

　　文/傅颐

　　1978年的中国，改革正在萌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走出长期封闭的国门，亲身领略外面世界的变化，感受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1978年，即有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共到达51个国家 。这一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他先后4次出访8个国家：1月至2月，访问缅甸、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邓小平出访所造成的国际影响，被外国人称为“邓小平旋风”。中国人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也开始了解世界，中国电视观众产生的心灵冲击，也许比外交上的冲击影响更大、更深。日产汽车工厂每名工人一年生产94辆汽车，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平均每名工人却只能生产1辆汽车。邓小平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过去人们从媒体了解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通过出访，中国的报刊也开始如实地介绍一些外国的情况了。

　　邓小平在访问朝鲜时，就曾深有感触地对金正日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中，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5月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西欧五国进行的经济考察。考察团成员主要有：轻工部、水电部、农业部、国家计委等部门的高级官员及沿海省市的负责人。临行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指示代表团“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

化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在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的一个多月内，代表团走访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的15个城市。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西欧五国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内心受到触动，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又看到了1970年代末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资金过剩等问题，看到发达国家愿意扩大对华贸易、提供优惠贷款，这对中国来说是难得的机遇。谷牧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中特别说道：“西欧在经济起飞时，都有利用外资、引进先进外资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这些建议受到中央的重视，以后被整理成文，批转给各部门负责人传阅，引起了强烈反响。

　　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外，中央和国务院还派出许多代表团和考察团，对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及经验进行多方面的考察。这些考察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

　　国务院务虚会从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谷牧等出访回来的领导人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引用了列宁讲过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的名言，以此来说明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懂得他们那一套。

　　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都很重视这次会议。在前后23次会议中，华国锋只有一两次没有参加，在会上发言和插话至少有13次。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1978年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明确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主张。他还指出：应该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

　　1978年，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定了22个成套引进项目的合同。虽然在引进工作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但这些项目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较高的起点。这一时期引进的上海宝山钢铁厂成套设备，使中国学到了世界一流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并使我国钢铁工业同世界一流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了20年。

　　与此同时，企业改革也开始启动。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在重庆市6家企业实行扩权试点。到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个单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了

首钢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许多地方和部门积极性很高，纷纷效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