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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以后，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出现。商朝(公元前1711年——公元前1066年)建立后，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不事生产而专事交换,并且以牟利为目的的人。后来，人们就通称做买卖的人为“商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商品经济和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新兴商人阶层出现了。商人和知识分子(士)、农、工构成社会成员的四种成份。强胜弱败的危机感迫使各国国君千
方百计增强国力。齐桓公重用盐商出身的管仲治理国家，最早成为春秋霸主；而越国能在二十年内东山再起，应归功于重用范蠢采用“计然之策”经济政策。国君优待商人，南人也对国君尽忠，二者切身利益有共同之处。历史注定了这个时期的商人和政治有不解之缘。政治家经商成为实业家，商人弃商从政，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管仲、子贡、范盔、白圭、吕不韦,先秦几乎每一位著名富商，无不与政治有密切关系。
但战国后期出现的李忄里、商鞅等变法革新，都把农业生产放在富国强兵的首要位置，而对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商业采取了抑制政策，商人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儒家思想也出现了重农抑商的看法。
秦汉时期的贱商政策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轻商思想基础。“重农抑商”的理论和儒家学说“重义轻利”的思想相结合，深入渗透到中国社会各阶层意识中，长达两千年。
明清时代，以十大商帮为代表的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在中国兴起。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余英时的论著中，在商帮崛起的地方，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
从19世纪60年代起，鸦片战争使部分中国人意识到贸易之重要，中国出现了“绅商”阶层，它是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体。代表人物有张謇、胡雪岩、盛宣怀等人。胡雪岩后被称为“红顶商人”。有关学者称，在政界与实业界双栖是这个阶层的最大特点。此后，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更加重了这个特点。
20世纪初，作为近代新式商人社团的商会成立，它是近代重商主义的产物。通过商会这一组织，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良等诸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中国企业家》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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