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敢于亮剑的第三者

　　唐韵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本身应是沉默的，但在2005年，我却不由自主，说了很多话，算是多次亮剑。

　　财经记者和CFA

　　所有财经杂志的读者，几乎都是投资者。

　　《中国经济周刊》的财经文章，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新闻报道，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报道者能否成为一个冷静第三者，这很重要。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的资格考试，应当是一种很好的参考。

　　我应考CFA是被逼的，当时记者部的“头”以色眯眯的眼神，以充满信任的语气，让我别无选择地担当起金融证券领域报道之责。

　　CFA是一种颇为“顶真”的职业认证，它不仅评估能力，也权衡道德。在1964年1月，当时的美国“金融分析师联合会”董事会主席William Norby写信给各监管当局和交易所，力求使CFA成为职业投资分析家的衡量资格标准。他提出，在CFA的考试中，要求你既要有全面的金融理论知识，还需要有实践经验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他们必须遵守AIMR公布的《职业行为伦理标准守则》。该守则要求CFA在处理与客户、上司、雇员、合作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必须遵循。如果自律机构确定CFA这样一种统一的资格，就可以消除混乱，提高CFA注册价值，同时也便于分析师在投资行业不同部门的流动。Norby的努力没有白费，在1964年6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明确强调监管、研究人员必须具备学院注册资格。之后,“美国投资咨协会”、“美国投资银行家协会”和"纽约金融协会"等机构也都表示成员应具有CFA资格才能加入。这样就使得CFA资格具有了行业职业权威的特点。

　　我想，投资人和广大民众，对财经新闻记者的信任，并不是无条件的。要想赢得这种信任，记者除了要诚信和职业道德，对中国健康的金融文化，也有培养之责。

　　武警

　　疾风，寒夜，经过《中国经济周刊》大门口，在跨进暖气融融的大楼之前，我又转身看了一眼站岗的武警，他似乎和我差不多的年纪，他正襟危立的姿态，显然充满了警觉。

　　“他在工作，他的工作是保护我们，为什么？”

　　我问自己。

　　他也许是从远方来的，家里人正在等着下一个团圆的日子，他本可以在家乡，像我昨天那样，约朋友喝酒。

　　也许我不该过多猜测，就像我在《中国经济周刊》工作一样。突发性财经事件、充满争议的经济人物、公司改制、行业危机，《中国经济周刊》存在于“历史”之中，也以“历史”说话；在一群人看来是完美无缺的事物，在另一群人眼里却是残枝败柳，《中国经济周刊》做的，不是猜测事实，而是怀疑双方。而在平衡农村与城市，对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的聚焦上，有谁比《中国经济周刊》做的更好呢？

　　《纽约时报》一位编辑曾经感慨：我们是幕后活动着的财主的工具和附庸。我们是傀儡：财主拉线，我们跳舞……我们是智力的妓女。

　　我想，我如果是“智力妓女”，每次经过武警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态？

　　而我现在，至少每次都不愧对。

　　我们可以不说

　　有人说，中国财经界是一支风险股，不是你们“小角色”能领会的。

　　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一个监管机构的官员事前强调的内部座谈会在上午召开之后，当天下午往往就能够在网络的BBS上见到会议的内容。而一个传媒界一致叫好的事态，会在街头巷尾和网络论坛中被诅咒的天昏地暗。

　　我的工作经历，对《中国经济周刊》的立场感受很深：“如果我们不可以说不，我们可以不说”。

　　应者寥寥

　　采访陈逸飞是在感受艺术的热情与商人的敏锐，但逝者如斯。

　　美国《艺术新闻》曾这样评价陈逸飞：一个浪漫的写实主义者，作品流露强烈的怀旧气息，弥漫其中的沉静与静寂氛围尤其动人。而在2004年底陈逸飞与记者的对话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对视觉产生的畅想、对视觉“硅谷”的热切盼望却没有油画中的沉静与安逸。其实，如果陈逸飞只被当作一个艺术家被记住，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陈逸飞了。

　　在《陈逸飞未尽的视觉艺术硅谷》一文中，我讲了陈逸飞的遗愿：上海需要建立更多的时尚书店、设计博物馆和设计学院，有更多的创意学院，创意产业的基础是美育教育和创造力教育，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可惜，以他当时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仍然应者寥寥，莫说现在他过世之后了。

　　中产阶级的焦虑

　　中国的中产阶级，眼前已经衣食无忧，有车有房，存款也至少六位数以上吧，即便如此，有调查称。他们的焦虑感似乎丝毫未减。 中产者的焦虑感来自哪里呢？调查分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压迫，一是未来的不确定性。

　　经过2005年的采访历练，我声明绝对理解中国中产心情，这两方面的焦虑感，可都是深深体会的，一是采访任务的急迫性，二是财经事件变化的不确定性。

　　咸鱼翻身

　　亲历历史的机会，往往是从小事和小人物开始的。

　　12月份我报道权证热潮，采访了位于广州老城区的一位证券公司经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所管理的营业厅里寂寥无人，除了中老年下岗和退休中小户议论风生之外，没有什么大资金的户主，也没有什么机构户。由于是在2001年底股市高点时才新搬迁，随着股市的一路下跌，新场地的装修和设备摊销负担始终重负在身，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宝钢权证上市交易以及之后被暴炒，却给这位经理带来了咸鱼翻身的契机。

　　权证被暴炒，有人说这是监管之剑再度的失效，有人说这是证券公司难逢的机遇。

　　“引进的是个龙种，生下来的可不要再是个跳蚤！”让我也有些莫名发冷的，是有些市场人士发出这样警示。

　　埃迪坎托

　　近来天价医疗费事件把医疗制度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

　　“医疗费达到550万元，比较容易看出有问题。但是，5万元的怎么办？谁来判断这个医疗费是否高了？”记得吴敬琏曾这样说。

　　其实这些问题，在财经金融界并不罕见，信息不对称，道德感的弱化，公共行政主体责任不明确……财经记者应该是一个发问的人，但遇到这些事件，问什么问题，自己真是有些迷茫了！

　　记得世纪20年代末，美国喜剧演员埃迪坎托曾用一句黑色幽默的台词警示股市风险，他扮演的服务生问住店客人：“先生，您是要一间睡觉的房，还是要一间跳楼的房？”

　　我可不愿意扮作这个埃迪坎托。

　　亮剑

　　想想还是要加上这么一段……

　　前些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亮剑》成为我的忠爱。记得最后，主角李云龙在全军动员会上作了“打造军魂，逢敌亮剑”的报告，人心振奋。

　　年底，“解读银监会《法律工作规定》”一文，我指出银监会的现状是“心中有剑，手中无剑”，同时，又提出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

　　在某网站组织的一次讨论中，对于党风廉政责任制如何落实的提问，银监会法规部副主任李伏安如此解释：“银监会是独立的专业的监管机构。我们要求很明确，银监会刚成立，刘明康提出约法三章。银监会整体的干部廉政建设做得不错，银监会内部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但谁能保证银监会自身不会发生内部监管不力的现象呢？

　　此外，谁又来监管央行？

　　央行在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用再贷款方法处置金融风险，援助农业贷款项目，并帮助证券公司减少风险。如450亿美元

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1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国工商银行等。这几笔注册资本的增加，总额共计4960多亿元人民币。这些金额数字很大，做的次数多了，就涉及到金融领域的基本公共政策和制度问题了。

　　我想，能出台合适的法律，其实是一种体制。也许，我们应该给政策制订者和改革者们更多一些时间。因为他们都有骨气，铁骨铮铮，就像那个时代里无数个李云龙，无数个赵刚，无数个田墨轩，无数个丁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