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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927年出版《存在与时间》，奠定了其在现代哲学界的地位，1933年因介入纳粹政治而受到批评，更因其战后拒绝检讨纳粹问题而激起公愤海德格尔的犹太学生是他最聪明的学生。在20世纪哲学和文化界里，阿伦特、马尔库塞、约纳斯和勒维特这“四大弟子”占有明确的一席之地。阿伦特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在其晚年，约纳斯被捧为德国环保主义首席哲学家；赫尔伯特·马尔库塞赢得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权威和新左派导师的声望和名声；勒维特
1956年重返德国，成为战后主要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的弟子》是研究这位弗赖堡大学纳粹校长对其杰出弟子思想影响的专著，揭示了海德格尔与弟子之间的爱恨情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展示了海德格尔情感和世俗一面
张国清/文
在20世纪西方哲学家中，很少有人像海德格尔那样因为个人经历而成为争论的热点问题。当涉世未深的弟子们戏称海德格尔为善于玩弄文字游戏的“迈斯科奇的小个子魔术师”时，他们绝对想不到，这位魔术师玩的魔术，不仅具有思想和口头意义，而且具有行动和政治意义。
从其个人生活经历来看，海德格尔绝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那一类哲学家。他在课堂上一边大谈“大在”、“命运”、“敬”、“畏”、“烦”、“此在”、“亲在”、“向死之在”、“在世之在”等令人迷惑的哲学语词，一边把眼光投向台下那个鲜活的生命，那个声称海德格尔是“一生的见证”的女大学生。海德格尔不仅引导众弟子进入存在哲学的迷宫，而且引出了与其众弟子的爱恨情仇。与汉娜·阿伦特擦出的火花，似乎仅仅是海德格尔神奇哲学魔力的个人后果，除了对其家庭生活略有影响之外，还算不上有什么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当他在1933年突然发生政治转向时，当他与希特勒发生短暂而致命的“政治罗曼司”时，海德格尔不仅给自己个人名誉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且给他的存在哲学带来了难以抹去的污点。
也许是巧合，海德格尔同纳粹的关系，海德格尔同美丽的犹太女大学生阿伦特的关系，海德格尔同西方哲学传统以及20世纪哲学主题的关系，当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海德格尔的个人生命而不是他的哲学在场而衍生出各种或浪漫或丑恶的传奇的时候，我们就不应当简单地轻视作为存在哲学之肉身形态的海德格尔，无论他做了什么，无论他是否保持了沉默。然而，长期以来，当研究者讨论海德格尔问题时，他们往往只讨论海德格尔哲学理论意义上的问题，很少把它作为同时牵涉到这位哲学家个人私生活和公共政治生活的综合性问题来探讨。
因为讨论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关系而令德里达及其崇拜者极其不满的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海德格尔的弟子》一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情形，向我们展示了除了其贫乏、枯燥、单调、抽象而晦涩的哲学思想生活之外，海德格尔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极其细致而丰富的一面，为读者提供了从生活进入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一个重要入口。沃林把海德格尔的哲学、生活与政治如此紧密地联结了起来，以至于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海德格尔绝不是像阿伦特为之辩护的那样是一个“政治无知者”，而是一个像他在情感上“蓄谋已久地”勾引阿伦特那样的政治上的“老谋深算者”，“正是海德格尔搞出了这件香艳的风流韵事”。在沃林看来，海德格尔同阿伦特的身体结合有着深远的象征意义，通过选择阿伦特来做他的情人，海德格尔替阿伦特实现了数代德国犹太人的梦想。那个梦想就是犹太人融入德国生活的梦想。
在《海德格尔的弟子》中，沃林让我们看到了海德格尔众弟子如何千方百计地尝试清除自己身上的先天犹太血统以及他(她)们如何被其导师所无情地抛弃。在纳粹上台之后这些犹太弟子精神上的无家可归，以及在纳粹倒台之后他们对其精神导师的无意识的或自觉的重新依恋，清楚地揭示了海德格尔哲学魔术的奇特效果。
随着《存在与时间》的发表，海德格尔成为20世纪最成功的哲学魔术师，同样，在个人生活上，在政治生活上，海德格尔也娴熟地施展着他的魔术伎俩。
《海德格尔的弟子》以生动、形象、细致而有趣的形式，呈现了海德格尔同其最亲密的4位犹太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的那种既爱又恨的微妙关系，呈现了海德格尔问题的深刻性、广泛性和多重性。沃林让我们看清了作为生活投机者和纳粹政治效忠者的海德格尔深陷于生存哲学、个人情感、政治野心纠缠之后欲罢不能的一些关键的人生片段。一边是海德格尔不道德的爱欲情仇，是犹太女弟子的盲目献身，是犹太众弟子的茫然失措；一边是邪恶的纳粹野蛮强权，是对纯粹雅利安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固守，是对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人文化社会贡献的极端漠视。所有这一切造就了海德格尔生命的全部，造就了海德格尔的生活图景，也判定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政治性质。
借助于严谨的历史考证功夫和细腻的文学叙事能力，《海德格尔的弟子》大大减低了海德格尔哲学与普通读者的隔离性或疏远性，破解了围绕海德格尔哲学的许多谜团，把历史上的封尘往事，清晰地重现在世人面前，使人看到了更本真、更生活化的海德格尔的面目，使哲学与生活、哲学与爱情的距离从来没有那么亲近过，虽然这种亲近并不令人愉快，相反，它激起的更多的是痛苦和愤怒。
今天的海德格尔仍然是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既是哲学的，又是生活的，更是政治的。正如同时出版的由德国学者贡特·奈斯特和埃米尔·克特琳编著的《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一书揭示的那样，海德格尔的问题，虽然由海德格尔引起，但不能只由海德格尔来回答。作为记录哲学家个人生活与经历的恩仇录，《海德格尔的弟子》披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将引起世人更多的思索，将使我们的心灵更加不得安宁，这也许是这部著作的另一个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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