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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听到一条新闻：法国一位70多岁的老翁，为了讨太太的欢心，爬上十几米高的树去摘树枝，最终不慎被挂在枝头长达1个多小时，靠别人的帮助才脱离危险。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位老翁的太太究竟是二八少女还是如同他一般已经是古稀之年，但无关宏旨，法国人的浪漫情怀，我们由此也足可见一斑。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大学的外教斯图德(JohnStrode)先生来。这位斯图德先生具体年龄
不详，因为在他看来年龄不是问题，所以根本就拒绝回答。记得他在我所在的大学任教期间，恰逢太太的生日，这对满脸皱纹的老夫妻愣是玩起了未成年人的游戏：斯图德太太戴上了王冠、穿上了紫袍、抹上了口红、涂上了眼影，甚至还装上了假睫毛，总之是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斯图德先生呢，则手捧鲜花、匍匐在地，向他的公主求婚……这一幕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让我不时地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生活？
据斯图德先生自己介绍，退休前他是美国某桥梁设计公司的Engineer，恕我浅陋，不知道这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是否有其他意思，如果确实是一个叫做工程师的岗位，则我真替他曾经的雇主的客户担心，因为此翁似乎小学数学尚未过关——分数相加之时，他永远只知道分子、分母分别相加，倘若根据他的设计来制造桥梁，则显然风险值太高。
鉴于斯图德先生的固执和不妥协的教学态度，比如他固执地每堂课花15分钟点名，而且要用他那蹩脚的汉语，他固执地要以正常的语速给我们做听写——仿佛我们不仅对他那有些含糊的喉音有天然的免疫能力，且都受过速记训练，为了准备一个学期末的晚会，很长一段时间他固执地坚持在上课时间排练，而排练的方式是让大家上讲台吊嗓子或重复自己已经讲了无数遍的笑话，我们几个同学用英文编制的地方戏曲联唱到最后几乎成了笑谈，而我则非常悲哀地发现，在我漫不经心地排练了数次之后，正式的晚会上，我彻底忘记了鲍勃·迪伦的那首《随风而逝》的歌词和旋律——而他所开的课实际上却是写作课，而这堂晚会，居然就是我们的期末考试，谁也没有弄明白，斯图德先生最终是如何给我们打分的。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私下里对他的名字进行了重新解读：“死猪头”，或者“死缺德”，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几乎可以称得上“信、达”二字，不过有失斯文，因此自然称不上“雅”了。
毕业前据说他正在四处传播要出售自己的打字机，准备离开兰州。我们曾经偶有联系，但最终不了了之，他不时地用电子邮件给我发过来类似于生活提醒之类的东西，尽管大多时候是针对美国人而非中国人的。后来听说在有关部门的压力下，他离开中国回美国养老了。
一别居然近10年了。今年斯图德太太生日的时候，不知道这老头又会想出什么辙来逗自己的老太婆开心。
(张放 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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