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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三：公民社会
代表行业的企业家能够联合起来，制定行业标准，为良性竞争提供社会信用基础。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会慢慢形成良性循环。允许公民自主治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改革
《中国企业家》：未来20年，中国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哪些内容？
毛寿龙：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经济自由和产权保护问题。经济不自由，管制很多，必然导致寻租、腐败；没有产权保护，大家的努力得不到回报，经济肯定发展不起来。所以改革首先要确保经济自由；第二要解决产权问题。接下来是在经济自由的情况下，解决它的消极效应问题。另外，还要解决经济的法治基础问题。这些都是亟待完成的政治改革。
经济自由以后，可能出现良性竞争，也可能有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就是大家比坏——谁做污染环境的事，谁做假冒伪劣，谁就能得好处，但是整个行业就垮掉了。我们目前基本上依靠政府管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政府管制有个问题，就是跟政府关系好的管不着，跟政府距离远的也管不着。这时候就需要公民社会的发展，比如代表行业的企业家能够联合起来，制定行业标准，为良性竞争提供一个社会信用基础，只有这样才会慢慢形成良性循环。政府、企业家、公民的社会伙伴关系很重要。允许公民自主治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改革。
地方自治也是政治改革需要突破的一个问题。中央政府不可能去解决所有的事情。很多公共方面的事务必须由地方政府来解决。地方自治以后才能为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再有一个，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要分开。制定法律应该公开讨论，人代会应该发挥作用。可以由司法体系来解决的个人利益纠纷，行政机关不要去管。应该让司法和立法体系越来越强健。我们现在往往是管政府的法律不起作用，但体现政府权力的法律却经常起作用，这是不正常的。
当然，重中之重是未来领导人的权力更替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暴力斗争。我们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基本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但如何在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两个问题：一要使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博弈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而不是斗争性的，冲突的。还有一个就是如何保证每个层次的政治领导人都有社会威望，市长、省长、中央领导人，一站出来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社会的良心，社会团结的核心，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企业家》：从难度上来讲，这些政治改革哪些比较容易，哪些比较难？
毛寿龙：我觉得发展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难度会稍小一点。因为社会有推动力，只要政府给空间就可以。和谐社会也比较容易实现，毕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如何让政治领导人建立个人威望，我觉得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毕竟我们的市长、省长，老百姓了解的很少。还有建立和平的领导人交接班制度，以及如何让地方获得更多的自治，实现起来还有很大的难度。我们过去习惯于权力集中，社会没有很好的自治基础，要建立分权的政府体制，难度比较大。
走向分权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包括相对容易实现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如果政府不放心，很可能会收权；一收权，公民社会的发展、地方自治的发展就会出现挫折。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总的来说，我对政治改革的前景还是看好的。我们的社会走到今天，全世界有那么多投资进来，有那么多现成的经验可学，应该有把握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公民社会。虽然说社会上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但是很多人还是有公益心的。比如退休人员，这些人有空闲的时间和精力，以后有条件让他们发挥余热，做公益事业，肯定能做好。包括很多企业家，自己的企业作大以后，也可以有余力为本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企业家》：我们应该如何去努力呢？
毛寿龙：首先，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第二是完善社会的自治基础。农村要推进生活区自治，这是真正的自治基础。行政上是没法自治的，几个村合一块怎么自治呢？城市要以业主委员会来自治，居委会也很难自治。要把整个社会的自治基础细化，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给市民社会的中间层组织，各种基金会、慈善机构更大的发展空间。
再有就是完善政府的职能建设，建设有限政府。政府能不管的就不要管，要管的事情集中在三个方面：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公共服务。另外政党在政治上推荐出优秀的领导人应该说也是努力的方面。
概括起来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完善社会基层自治，完善地方自治，完善公民社会的自治；在此基础上完善政府自身建设，强化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解决公共决策的规则问题；强化司法体系，解决个人利益冲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中国企业家》：在政治改革上面，如果以社会群体来划分的话，哪些力量会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
毛寿龙：我个人并不倾向用群体来划线。你说知识分子谁愿意改革，谁不愿意改革？搞不清楚；官员阶层谁愿意改革，谁不愿意改革，也搞不清楚；企业家也是如此。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所以我更喜欢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群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从个人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想生活变好。大部分人都愿意自己好，别人也好。有些人可能为了自己好，损害别人。少数人愿意做出牺牲，让别人好。但牺牲以后，你就出局了。所以理性的人不会光牺牲自己，让坏人剩下来过幸福生活。总的来讲，可普遍适用的规则是别人好、自己也好。
但在当今社会里面，有一些制度性的群体问题值得注意。比如我们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现在非常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对社会是很危险的。另外我们的东西部关系，地域之间的关系要搞清楚。城乡差距一定要消除，但区域概念消除不了。所以在个人的基础上，要有区域代表的概念。
至于阶层，每个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企业家可以持有老百姓的观点，老百姓可以持有企业家的观点；官员可以持有学者的观点，学者也可能有官员的观点。关键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只要有个良好的制度基础，企业家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只要有个良好的制度基础，市民是可以为社会奉献爱心的；只要有个良好的制度基础，地方自治就不会变为黑社会；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政治家也不会变成贪污犯。
我希望未来平民政治家会发展起来。老百姓直接参与政治是有障碍的，很难进入公共决策。必须有平民政治家把老百姓的语言转变成政治语言，才能真正形成理性的政治运作和公共决策。这批政治家，我想经过20年的努力是能够产生出来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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