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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万君
在我居住的城市里，不时发生农民在即将被征用的土地上抢种果树，后被有关部门纠正的事情。
农民抢种果树，真的是因为贪婪和大胆吗？这个结论不能随便下，根据个人的生活经
验，我认为农民这类不守规矩的行为背后更多的是无奈。和抢种果树性质相同的这种事情，我小学的时候就经历过很多。小学一年级下半学年，因为家庭搬迁，我转到了郊区一所很乡土的小学就读。粗略地回想，我的同学里应该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附近的几个村庄，都是菜农家的孩子。
那时候城里人不大喜欢菜农，嫌他们太“狡剋”，总想占附近几个大工厂的便宜。比如说工厂扩建需要征用农地，他们就一定想方设法设置障碍，讨要许多在城里人看来极其苛刻的条件。记得四年级时，我的一个同学，他们家竟然连夜在即将为麻纺厂扩建征用的土地上盖起几间用旧转头、烂瓦片凑合的房子，照好房子的价钱向工厂索要赔偿。但这还不是最招人痛恨的行为，城里人最为不平的是菜农向工厂索要招工指标——不仅要临时工名额，还包括正式工指标。这简直让工厂里的城市户口家庭愤愤不平，因为这等于和他们的子弟抢本已难得的饭碗。
和工厂讨价还价，菜农们实际上最后并不能占到什么实质性的便宜，有时甚至还会为此变得很对立。城乡对立的利益诉求，往往在生活中演变为互相敌视的情绪。尽管如此，在上世纪70年代的那片乡土环境中浸泡过的生活记忆，还是让我对菜农们失去生活依靠的那份不确定和恐惧怀有理解。在当今普遍缺乏未来稳定预期的生活环境中，我们谁不想为自己获得更多的保障？农民刁蛮的说法，我实在不敢认同。如果说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过度的贪婪，我们其实也不比他们慷慨到哪里去。我更愿意相信，用种果树、盖房来为土地的征用添乱，实际上正反映了他们处于一个不平等的谈判地位，手头也实在没有什么够分量的谈判砝码。这个道理，很多人已经说了很多年，可惜现实情形并不比以前有多大的改进。
这些年，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太快了。去年驾车沿京珠高速公路走了一个来回，体验特别深。我们必须明白，现在排山倒海式的城市化并不是农民们自主的经济进程。在这样一个并非自主的进程之中，他们不仅无法掌握变化的节奏和时机，也来不及就此按照城里人的想法，丢弃原来生活形态下铸就的信念，一夜之间转变思维，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里人。不要说处在城市化边缘的农户们，就是在我已经生活了近20年的这座现代化城市里，已经在摩天大楼里的“城中村”居民们，面对未来，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当年家乡的菜农连夜盖房子无非是想增加谈判的砝码，好争取到工厂里的工作。可我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抢种果树的农民，已经连值得谈判的预期都没了，除了现金。为了把自己的未来马上套现，他们只能够用这种很笨的方法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对手玩一场好莱坞动画片式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可惜的是我们这些城里人往往分不清谁是Tom，谁是 Jerry。
农民抢种果树，只能说明果树下面的土地价值被低估了。即便再多的人不愿同意，我也不想和谁争论。如果有可能而且够大胆，让我们做一个实验就够了：让农民们自主地和土地的购买者展开价格谈判，不管这个购买者是开发商还是什么部门，我们只要保证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可以在“善”的名义下随便动用权力，也不可以像当年我知道的火柴厂给人那样往人家的鱼塘里扔“炸弹”。做不到这一点，不管实际的情形如何，我们也只好认为付给农民的土地价钱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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