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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绞刑仪式进行得相当不利落，68岁的农夫因杀妻被套上绳索，结果因为重量计算不准确，他未在第一时间里颈椎断裂，却在绳套里扭了相当一段时间，行刑者十分无奈，甚至上前抱住人犯的双腿“荡秋千”，事情才算办完。在随后的官方报告中，对此意外只字未提，反而说“工作人员如时钟般准确而有效地完成了他们并不乐意做的事”。
这是新西兰最后一个也是第85个被处死的人，发生在1957年。到了2000年，奥克兰大检察官才在一次讲话中承认那次绞刑办糟了，“目睹那次行刑的人如此震惊以致表示今后要抵制死刑”。尽管新西兰是在1989年才正式废除死刑，实际的最后一次却如上所述是在1957年。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年12月2日越南裔澳大利亚人阮拓文因携带396克海洛因获罪，在新加坡被执行绞刑，在新西兰激起的反对声浪也如澳大利亚一样强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5次向新加坡方面说情，而和自己并无关系的新西兰首相克拉克，竟也以个人身份向新加坡请求免阮拓文一死，当地报章上也多有同情的言论。
然而，当这场争论弥漫到华人社区的时候，反应却相当不同：多数华人都赞成新加坡的严刑峻法，认为对这种毒犯的姑息就是对其他人的戕害，他毕竟是毒犯。我想这也和华人普遍赞同“乱世用重典”的态度相吻合。其实，中西方在死刑问题上理解本来就有差异，对于绞刑的理解更有微妙不同。平时看古装大戏就知道，古代东方被皇帝“赐死”主要有两种，赐鸠和赐绫，前者为赐毒酒多是对男性，后者赐绫多是对女性。不过，不管是赐鸠还是赐绫，都是对身份特殊者而非普通刑事犯人，多为王公大臣之属。杨贵妃被赐死却不愿自己上吊，被用绸子勒死，叫缢杀。因为封建文化中等级高的人，死也死得待遇高，能保全尸，普通刑事犯则是问斩掉头。然而在西方却截然相反，贵族才上断头台，绞刑被认为是最不体面的死法，是平民待遇，所以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仍算死得体面，墨索里尼却头朝下被吊着示众，这是当时人们所能给予的最大侮辱。
阮拓文一案用的是绞刑，这和新加坡的“鞭刑”一样，均触动了西方人心里的死结，包含了侮辱人格的潜在理解。事已毕，人未平。这里的媒体仍在叹息死刑犯和母亲连“最后的拥抱”也没有，那边新加坡却在解读“让他们相互握手已经是最大让步”。一个毒犯的死刑竟引起了东西方小小的文明碰撞，最终毕竟“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但愿这个案例在东方的死刑史上，也会有些特殊意义吧。
(张又专栏作者，现旅居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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