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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吉
收到出版社朋友寄来的《大学人文》一书，一看，已是第三辑。又听到他们出的《大学人文读本》(三卷本)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销量已达14万册。而且，《大学人文教程》、《大学精神档案》，以及我读到的《大学人文》也都已同步推出，这对于“出版难做”、“无书可读”的大背景来说无疑是一个反讽，也是一个刺激。至少，它让我们这帮做书、写书和
读书的有必要反省：之前，我们缺失了什么，又要重建什么？
前不久，自己所在的法学院恰逢建院60周年。院庆期间，举办了许多活动，其中以“法律与人文”论坛为重点。会上，四面八方来了许多法学家和不少人文学者。法律与文学，法律与神学，法律与哲学，法律与史学……事实上，“法律与人文”完全可以被这么理解：这是一场从法律圈外看法律圈内的热闹盛会。在人文的范畴里，你可以任意抓住一点，以此及彼地联结到法律的界域，只要能自圆其说。然而，事实是这样吗？翻阅会议提交的论文，一方面惊叹于中国的法律学人原来对于法律之外的学问有如此高的修为，另一方面则遗憾于对一个“法律与人文”的主题竟没有人在说，也没有人能说清“人文到底是什么”、“人文有什么用”以及“‘法律与人文’是否是现时的‘必需品’”。这是一种尴尬，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我们都会遭遇这样的尴尬，因为人文的延伸不是知识而是精神，不是技艺而是主义，它的可贵在于其无法教授，无法灌输，而它的为难也在于此。
“新人文主义”代表、美国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欧文·白璧德在《什么是人文主义？》(收录在《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三联书店2003年版)中主张用古典理性对抗喧嚣的现代社会。白璧德认为，崇信科学与机械，注重物质功利的追求，势必牺牲智慧，抑制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扩张、放纵个体的自然情感，趋向于极端，也不利于完备的道德规范的建立。这就意味着，规则、纪律、节制、约束、秩序、界限等会是人文的要义，它与孔子的“克己复礼”其实是一种殊途同归。
当然，白璧德的人文观也只是一家之言，它无法取而代众说而成为普遍的理念，甚至，它也还不是主流。值得玩味的，当我们边忧心忡忡地高喊着功利泛滥人文缺失的同时，边还热热闹闹地继续着“人文之争”(即对“什么是人文”的讨论)。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没有对于人文达成相对的共识，怎能断然说我们缺了人文精神？如果我们知道的人文的外延内涵，那么为什么迟迟不见人文工程的重建？
“人文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因为许多不同的人称自己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而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人的观念可能很不相同……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义被称为历史主义，威廉·冯·洪堡的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的时期科学被看作思想的根本。”这是维基百科上的一段话，没有别的意思，除了提醒自己别妄说“人文重建”的大话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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