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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新伟
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裔英国作家V·S·奈保尔在其小说《大河湾》开篇就写道：“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现实：如果你是个无名小卒，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那么，你就不配存活在这个世界。”
《大河湾》讲述的是非洲历史动乱、社会分崩离析的故事。奈保尔如此深刻地道出了我们生存环境下各种生活方式的实质，不论你是野心勃勃还是甘于淡泊，你始终要屈服于一种处世法则——成为大人物、不能成为大人物，只有这两条道而已。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之所以成为大人物，在于肯尼迪有个强悍的母亲罗斯。是她发现了这位绰号“唐璜”的肯尼迪家老二在女人那里所向披靡的惊人魅力，大概也有“这样的资源不好好利用一下岂不太可惜”之念，从1952年开始，在罗斯妈咪周密的部署下——仅仅参选参议员，就组织了33次大型茶会。帅哥肯尼迪充分利用了他的帅，团结了成千上万的女人，将美貌成功地转化成了选票。终于，1960年1月20日那天，美国人倾听了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
肯尼迪时年43岁，精力充沛，一扫威尔逊、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三位总统给美国人留下的衰疲印象。对于这种已成定论的看法，有人喊“且慢”——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博士说事实并非如此。这两位医学界人士在他们合著的《病夫治国》中，提到运动员般精神焕发的肯尼迪总统，其实在三岁前就患过猩红热，少年时代有盲肠炎和慢性哮喘，成年后又摔得脊椎间盘破裂，终生不得摆脱——“与杰奎琳·李·布维埃结婚后的两年中，他实际上是躺着过日子的……”不久后，他患上了更可怕的阿狄森病。在1963年11月22日，德克萨斯州那一记著名的枪响之前，肯尼迪总统的身体中已经暗藏了诸如此类的历史时刻。
考量一个历史人物或一宗历史事件时，也许医学是不可忽视的指标之一。与其说两位博士是在纠正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不如说他们为读者建立了考察大人物身体状况的方法。难道我们不会为病人肯尼迪总统感到吃惊，尤其是他拥有运动员般的外表？另外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因为“水门事件”下课，是看看他病历的时候了。他的强迫性精神病方面的种种征兆与爆发——这在两位专业医学人士看来，发轫于一个小人物成为大人物的路途之中。
《病夫治国》开篇题记是德国作家亨利·德·蒙太朗的随笔《灯火管制》：“要写一篇论文，谈谈疾病在人类历史上，也就是说创造这个历史的伟人身上所起的重要而不为人知的作用。有人谈论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却不见有人谈论黎希留的痔疮。” 《病夫治国》可以说完全实现了亨利·德·蒙太朗的愿望，如果写到某个大人物的鼻子，那也是为了讨论他的鼻炎或者鼻癌。书中写到了大部分世界级的大人物们不为人知的身体疾病，以及这些疾病在一些重大的历史时刻所充当的角色。在《病夫治国》之后，还有其续篇《非常病人》，谈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切·格瓦拉等人。
任何人都热衷于谈论大人物，因为他们的言行就是历史，一个喷嚏都有可能改变历史。无论如何，大人物身上的重大历史时刻，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你我这样小人物的存在。大人物的疾病按照以前的看法，是大人物自己的小悲哀；然而在《病夫治国》里，则是大人物的疾病，小人物的悲哀。
从疾病的角度来观察大人物，与我们津津乐道于“威尔士王迎娶柏克保斯夫人”(柏克保斯是卡米拉前夫姓)一样具有很高的八卦性。《病夫治国》在谈到大人物们时候，用了很是宏大叙事的西方新闻报道语气，但细节又是技术性和别开生面的。可以说，《病夫治国》既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也不乏浓厚的趣味性——这是在学术的名义下，轻松活泼的高级八卦，自然从专业上来说滴水不漏。
作为医学界人士，两位博士写下这些文章的初衷显然不是让读者看热闹。他们指出， “历史在其前进的过程中，从未考虑到发号施令的那些人的健康状况”。从罗斯福邱吉尔的私人医生对公众隐瞒病情，到“为国家计”变成公开合理的规则，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被搁置了——“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的话，某些决定将是不同的”，两位作者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试图揭示那些被忽略的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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