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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的某一天，从彭博社发现了一个“消息人士”透露关于科威特投资局和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联合10亿美元入股中行的消息，对于这样一个和中国银行改革鲜少拉上关系的神秘资本，我疑惑了；在迎来了求证采访的全面失利后更加疑惑。同时，彭博社也猜测，中国的社保基金可能也在考虑入股中行。
习惯性地打开《财经》杂志，发现了一些可以解惑的旧闻，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表示，
工行宁可不要战略投资者，也不要引来“战略竞争者”。从这一点上，我部分地推导出：石油美元的入股至少是符合逻辑的。
另外，《财经》还透露，在引入高盛、安联和运通后，“工行下一步不排除有内资机构的参股”。以此为基础，我又找到了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的一段讲话：“社保基金准备扩大股权投资的范围，重点是三家股改国有商业银行”。两相结合，我在彭博社的基础上“猜测”称：“上述的‘内资机构’可能正是社保基金。”
更有意思的是，在上一期《财经》中，《石油美元叩门工行》一文推导社保投资浮出水面时指出：“几天后有媒体报道，这家“内资机构”可能正是社保基金”。我知道，这指的是我。
一个以《财经》的报道为缘起的推断，竟然反过来成了《财经》另一篇文章的缘起，这岂不成了“循环论证”？当然，他的论证也和我一样，援引了姜建清和项怀诚。
坦白地讲，我那篇报道并不想以《财经》的采访作为我的推导支撑，这本该是媒体所忌。而神通广大的《财经》更不该援引我的推导进行再推导。
但是，神通广大的《财经》无法免俗。我采访中行时，遭到“不予置评”，而科威特大使馆在接受采访时反倒要我提供些资料“以供研究”。
在这样一个信息不透明的时代，“循环论证”尽管是最下策，但作为蠢方法，终究比没有方法好。
(东方早报财经中心记者 张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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