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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6位老电影表演艺术家面对面
秦晓鹰/文
金色代表着富贵，而银色则代表着“贵而不富”。银色也呈白色，似乎又象征着纯洁。当人的青丝变成银发，那一根根白发里就会藏匿许多心酸痛楚，也包容了许多智慧与善良
。
日前，我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出席了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的中国电影节，见到了6位已属于“银发族”的老电影表演艺术家。并且分别请他们对中国电影诞生百年说些感想，对今天中国的电影现状加以评点。也许是因为这些问题过于“严肃”，加上平日那些媒体中的“娱记”———中国的“狗仔队”对他们的不断叨扰，以至对话开始时，“久经沙场”的老演员们却显得有几分拘谨、几分勉强。随即我就把问题改了———“您说说，为什么老百姓爱看你们演的电影，还说你们演什么像什么，而现在的演员演什么不像什么?”此话一出，立刻引起热烈地回应，对话也一下子变得顺畅起来。唔，我几乎忘了，这6位鼎鼎大名的老演员是：《暴风骤雨》《英雄虎胆》《大浪淘沙》的男一号扮演者于洋，饰演过《女篮五号》《铁道游击队》《摩雅傣》等众多角色的秦怡，扮演过《董存瑞》《哥俩好》男主角、并执导过《少年犯》等影片的张良，担任《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女主角的谢芳，扮演《今天我休息》男主角《李双双》男配角的仲星火，《柳堡的故事》中二妹子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春妮的扮演者陶玉玲。
副军级“班长”
陶玉玲今年70多岁了，但“二妹子”“春妮”的轮廓仍清晰可辨。“我们活到您这般年纪，恐怕要‘惨’多了!”听到我一见面就发出这番恭维式感慨，陶玉玲连连摆手：“老了，满脸褶子……”接着就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陶玉玲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给我讲了许多她被选中饰演《柳堡的故事》的前前后后以及电影上演后50年来的种种佚事趣闻：在公共汽车上，司机师傅、售票员怎么拒绝收她的车票钱；中央“大首长”和一些省委书记省长告诉她，自己是怎么看着“陶大姐”的电影长大的；江苏省宝应县柳堡乡的模范民兵班怎么上她担任名誉班长；周恩来总理怎样勉励她“演得不错，但别骄傲”，陶玉玲直到今天都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只知道“傻笑”，连对周总理说句问候的话都忘了。
我问她，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有没有感到遗憾的地方?她说有，就是演得角色不多，《风从东方来》是中国与外国第一部合拍的影片，本来请她去，后来听组织的话，没演成。《画中人》也是这样。“哪像现在这些年轻演员”她话锋一转又笑了：“真是赶上了好时候!”“你怎么评价今天的中国电影和年轻演员呢?”陶玉玲想了想：“现在的技术手段比过去不知强多少倍!没有这些，能拍出《大决
战》《英雄》《张
思德》这样好看的电影吗?很多导演演员也颇有才华，表演痕迹很小，《我们俩》的导演刚上两部片子就拍得这么好，可见时代的进步!”
陶玉玲觉得自己这辈子虽然失去了很多，但得到的更多，那就是50多年来观众给予她的厚爱。这种厚爱使她明白了一个道理：电影永远应该表现美，永远应该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临别时，陶玉玲告诉我，她现在是按副军级待遇在部队退休的。我说，只能说是“半退”，因为您还是柳堡乡民兵班的班长嘛，是副军级班长。她一愣，接着又是一阵爽朗好听的笑声。
山头的雕像
仲星火长着一头坚挺的白发，但说起话来却很随和。让人不禁想起电影《李双双》中好脾气的“孙喜旺”。其实，仲星火演的另一个好脾气的角色是《今天我休息》中的民警“马天民”。说到《今》剧，仲星火告诉我，拍这部影片极为节省，只花了4万元(另有一种“版本”认为更少，仅2.8万元)，其中服装费才用了17.5元!“但影响大哟!直到今天，音像店还在卖这部电影的光盘。”仲星火有点得意地说：“上海公安局当时就向全局干警提出‘做马天民这样的人民警察’。电影界评价也很高，说这部影片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片种：歌颂式喜剧。有一阵子，我走在大街上，老百姓一见
我就叫：‘老马，你好!’”“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您塑造马天民那样的创作道路、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今天的中国电影界还应该不应该坚持?”
“就这样一个问题吗?”“就一个问题。”
“好，我回答你：不但现在应该坚持，而且永远应该坚持!”
仲星火眯起眼睛，思绪回到了40多年前让他名声大振的《李双双》的表演实践中。“我们当时一口气在河南农村呆了80天!61年，生活很苦，吃的净是南瓜饭，每只大碗里就那么十来根数得着的面条。整天肚子饿得咕咕叫。就这，每天还得交4毛钱的饭钱。什么住宾馆拿报酬，一律没有。然而，那时是真有股劲头，把拍电影当成一种事业干!”
我问他的这股劲头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与他1947年到1949年在解放军当文艺兵有极大关系，“我当时上的第一堂大课就是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每天就是行军打仗，我是背着背包进上海的。”说到战争，仲星火停顿了一阵儿，然后很深情地讲了一个“故事”：“1950年，我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一天，我和战士们趴在山头战壕里，亲眼看见美国鬼子的飞机向山下朝鲜和平村庄狂轰滥炸，老乡们死的死伤的伤，哭声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突然，我看见连长飞身跃出战壕，拎起一架转盘机关枪就往山顶跑。战士们着急地大叫连长危险快回来。可他仍是不管不顾冲了上去。在群山之巅，连长叉开腿，抱着机关枪，对着呼啸而来的敌机‘嗒嗒嗒’就是几梭子子弹。而他的身边的石头也被敌机的子弹打得噼啪乱响!我们的连长就这样与敌人飞机一对一地干!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形象、这尊活的英雄的雕像!”
仲星火认为，这些动人的故事都来自生活，我们的电影只有从这种生活中才能提炼出精华，才能打动人心。
我有一个好爸爸
我问谢芳当年怎样接拍的《青春之歌》，她回答得很干脆：“因为我有个好爸爸!”惊愕之余，我才知道谢芳的父亲叫谢受灵，曾经是香港基督教神学院的副院长。1950年秋天，当新中国国庆节就要到来时，谢受灵与院长在究竟是过共产党的10月1日国庆还是国民党的10月10日“国庆”上产生尖锐分歧。最后，他毅然辞职，带着全家返回了大陆。“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堂课!”谢芳说，就是从那时开始自己才
逐渐走上了一条正确的人生和演艺之路。
说到电影的浮躁现状，谢芳认为浮躁是现象，病根是一个钱字。“谁有钱谁就能当制片甚至能当导演。有的人总想一夜致富，急啊。”谈到这里，谢芳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话：“一部好的片子都要有好的精神。影视演员从事的是思想的劳动，也是道德品质的竞争。只有德艺双馨才能坚持到底，才能出精品!”
再过几天就是谢芳的70大寿了。但她可真没有一点老态，奥秘大概就是她的“忙”：仅2005年她就要参加一部电影、4部电视剧的演出、还要出一本画卷，6万字的文字说明都由她自己来写。去年，她还出了一本回忆录式的随笔散文集，一张由她担任主唱的CD。这两件事都让她很开心。因为在扮演《青春之歌》林道静之前，她是武汉歌剧院一名地地道道的歌唱演员。“怪不得我在《我爱我家》中，看您演了一个音乐老师，唱得那么好。”“当然了，我17岁就演歌剧《小二黑结婚》了。”
在与谢芳的面对面中，我时时能感到她身上那种书卷气，也许正是这种“书卷气”让谢芳当之无愧“变”成了林道静、“变”成了陶岚、“变”成了《舞台姐妹》中那个美丽自尊的姐姐。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仅仅是一句台词吗?说到中国电影的百年流金岁月，谢芳说她十分怀念那些在她的艺术道路人生道路上教育、指引过她的人。她忘不了周总理的接见，忘不了陈毅副总理说《青春之歌》具有国际水平，忘不了陈老总在她们赴日本访问前的政策交代：“你们不要去唱高音，也不要唱低音，而要唱中音，晓得么?”谢芳当然晓得，她是学唱歌出身的嘛。但用唱歌比喻怎样把握外交政策，她还是第一次听说，也就永远记在了她心里。
走进人心是出路
张良的嗓音有点沙哑，有股特殊的味道。听他说话，不知不觉就会想起《董存瑞》、想起那个为了参军、为了子弹耍小性子；为了救战友、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四虎子”。如今，这个“四虎子”的扮演者已经72岁了。我问他平时在家看不看电影电视剧，他说看。看《激情燃烧的岁月》、看《亮剑》，有时还会看得热泪盈眶。
“张良同志，就我所知，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在已经拍成的216部电影中，只有50部进了电影院，其他等于一出厂就是‘废品’。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病根’在哪儿?”
谈到今天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电影，张良很忧虑：“电影如果完全放弃教育、教化功能就没有出路。电影必须关注社会、关注人民，只有牵动人民的命运，拨动观众的心弦，走进人心才有出路。”
我希望他把“教化作用”说得具体些。张良：“比如‘韩流’吧，为什么观众喜欢看?一个重要原因是渗透了道德的力量。讲孝道、讲伦理，兄弟情谊、夫妻相敬、把中国的儒文化表现得很充分、也很现代。”他接着说：“‘教化’还体现在宣传英雄主义上。一百多年来，中国都处在动荡之中，要摆脱苦难，没有英雄主义的奋斗能行吗?”
“说到英雄，我多年来就有一个问题，总想当面请教”我问张良：“《董存瑞》拍得非常人性化，当时是不是有苏联专家或导演给予了帮助和指导?”
说到这儿，张良一边否认一边笑着说：“这里还有个小曲折呢。我刚开始演董存瑞时还满有信心，可拍到半截，一看样片，我就‘傻’了。这个又使性子又闹情绪的人能是英雄吗?我个子小，眼睛也不大，像个英雄吗?导演郭维看我要打退堂鼓也急了。他反复讲，英雄不是天生的，都是从普通人来的，就是多了一副硬骨头。”郭维启发张良，想想你们部队(当时张良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注)那些立一等功特等功的英雄，他们和你有什么区别?张良猛然想起同一个部队中的小老乡。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他带着炸药包跳上敌人坦克，掀起坦克座舱盖把炸药包塞进去，用身体紧紧压住……“对!英雄就在我身边、就是我的那些一同行军一同打仗的战友!”想明白这个道理，一个活灵活现的董存瑞就出现在了新中国的银幕上。
“生活，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永远是创作的源泉，是艺术的母亲。”张良如是说。
她，端庄与平静的美
见到秦怡时，她正在一针一线地补袜子。想到如今一些年轻女演员带着保姆带着保镖带着经纪人来拍戏，再看看这位从影67年的艺术家，我只有感慨和尊敬。
你能想象吗?一个人活到83岁，仍然具有一种端庄平静与自然的美。秦怡就是这样。我直奔“主题”地问她：“您是解放前在上海就成名的‘仅存硕果’。解放后演那么多角色，有‘芳林嫂’那样的农妇、有‘摩雅傣’那样的少数民族、有‘林红’那种革命者，也有《浪涛滚滚》中的工程师，这种巨大的角色转换，您不觉得吃力吗?”
“这就要深入生活。前提还是要有个正确认识，认识新中国，认识变化了的社会。我记得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真是觉得又吃惊又新奇。毛主席不是搞艺术的，怎么对艺术的问题这样了解、一针见血?!”
难道仅仅靠学习就能实现这种艰难的凤凰涅槃式的转型、就能体会艺术新生的欢乐吗?秦怡大概看出了我的疑问，她补充说：“这要有个基础，那就是对中华民族悲惨历史命运的切身体验。”讲到这里，秦怡的目光变得深邃起来：“日本鬼子打上海时，谢晋元团长带着八百壮士拼命抵抗。我那时还和同学老师到‘四行仓库’慰问前方将士呢!经过八年抗战经过三年内战的人，谁能不珍惜新中国、不热爱为人民打江山的人呢?这就是我们能够彻底改变戏路的基础。说到创作态度，像我这样饱经风雨的人，不会飘浮也不会愧对自己的艺术良心。”
我问秦怡，在健在的老艺术家中，您算不算从事电影艺术时间最长的人?秦怡说，如果按照从最初演电影到今天还在拍、没有卸鞍的人来算，我恐怕是最老的一个。都67个年头了。我又问，您对青年一代有什么希望?她说，希望他们记住：要好好地修养自己，不要怕失败和挫折，更不要去追求一时的荣耀和光环。
从艺67年，秦怡为中国的观众，为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父亲母亲、为我们甚至我们的孩子奉献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银幕形象：端庄、平静、自尊，而且美丽着。
我们不是空中楼阁
今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一个东北的小山村———元宝屯。那是周立波同志当年搞土地改革的地方，也是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故事原型。元宝屯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为了记住那个贫苦农民翻身的日子，村里还专门建起了一座土地改革纪念馆。
我与于洋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元宝屯的今昔变迁却让我们有“唠不完的嗑”。于洋告诉我，196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摄制组在东北外景地拍摄《暴风骤雨》。正赶上最严重的困难时期，摄制组的每个人都在忍饥挨饿，不但主食不够吃，每天的菜也只有一种———黄豆炒咸菜。然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拍成的电影，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于洋笑着说，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年，天津“泥人张”做了100个小人，其中就有我这个“土改工作队长”。
说到电影百年，我们谈到两条道路要不要走的问题。一条叫做电影产业化道路，另一条叫做现实主义道路。对前者，于洋认为势在必行。他惟一担心的是即使电影作为商品，也不能忘了思想性，要把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相结合。对后者，他认为不但要走，而且要大大拓宽。在民族化上拓宽，在“歌颂”对象上拓宽，也要在人物性格上拓宽。“都说文学是人学，其实电影更是人学!”
我问于
洋，为什么在美国那样一个十分商业化的国家里，斯皮尔伯格等人还能下那么大功夫，投巨资拍出如《拯救大兵雷恩》《辛德勒的名单》《战火兄弟连》《太阳帝国》那样极出色的历史片战争片。于洋的回答很干脆：“因为他们不是戏子而是真正的艺术家，对他的国家、对他的人民充满了感情。”于洋由此引伸出一个道理：“电影表演历来讲‘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前者是演员，后者是角色。两个‘自我’的溶合过程，就是创作的过程，灵魂净化的过程。这就是我说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表演道路!演员绝不是空中楼阁，他(她)要不断地向生活、向人民、向历史、向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学习、再学习!”
作者后记：
文章收尾时，我以为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两件事值得思考，应该单独记录在案。
一、上世纪初，中国电影刚刚诞生时，两个“先驱者”：25岁的郑正秋与24岁的张石川最初并不知道编剧与导演为何物。他们甚至不知道摄影机要换位拍摄这种常识。然而，他们却已经极为鲜明地指出了中国电影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要“创造生气勃勃的空气，来改造中国死气沉沉的现象……是文学家艺术家的责任。”
二、1989年，财政部与原广电部联合发文，对每部耗资200万以上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每部耗资150万以上的重大现实题材影片，提供重大故事片资助基金。明确的政策导向和相当的资金支持，使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次高潮：气势恢弘的《大决战》三部曲和《开国大典》相继拍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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