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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Mallaby
两月前，在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了布什总统在新奥尔良做的演说，他呼吁美国“根治不平等的痼疾”。很明显，这纯属玩笑。总统在国会中的那些盟友们现在正在提议降低医疗保险，减少贫民救济粮票、学校免费午餐和育儿补助金。他们并没有提议通过另一种方式来省钱，就是取消减税措施，这些措施使那些已经年收入百万的富翁平均每年都可以净赚
10.3万美元。
这是一幕丑剧，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任何大手大脚的开支计划都是合理的。说它是一幕丑剧是因为，不管你支持这一计划与否，不平等状况都在可怕地蔓延。“能力决定地位”一直是美国所依存的基石，是美国的政治共识和经济成功的关键，而现在它却显得如此空洞虚假。
我倒希望人们能对那种不负责任的、造成阶层冲突的说法置之不理。但在1980年，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相当于最低的五分之一的7.7倍，而到2001年，这一倍数已经上升到11.4。所以尽管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景况确实有所好转，但不平等率却激增了几乎50%。如果用财产而非收入标准衡量，结果将是更加匪夷所思的不平等。
现在美国的不平等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数一数二。如果以将收入最高和最低的10%的家庭相比较的方法衡量不平等状况，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几乎是瑞典的两倍，比法国大约高三分之一。
这说明了什么？只有在反映了不同人的技能、冒险精神和勤劳程度的前提下，那种不平等才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并有利于经济的。但如果它仅仅是由家庭出身造成的，就将是不道德和损害效率的。不平等率激增了近50%，其中的关键是，富人的后代获得了穷人后代所无法企及的、有着本质不同的教育机会、医疗水平和社会境遇。阶层之间的差异越大，这种差异就固定化。人们的天赋付诸东流。
“乞丐变国王”的故事似乎还很常见，其实不然。对1942年-1972年出生儿童所做的一项经典性研究发现，出生在最穷五分之一家庭的儿童中，有整整42%的人一生都停留在这个层次。而且这一固定化的趋势有增无减：美联储的一项研究发现，上世纪70年代，36%的家庭在整个10年里收入保持在相同的水平上，上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是40%。2003年，在那些要求最严格的私立大学的大一新生中，父亲是医生的人数超过了父亲是小时工、教师、教士或军人的人数的总和。
如果说这是道德上不可饶恕而且经济上造成低效的，那么政府又在做什么来补救？答案是，效果之差令人震惊。根据“世纪基金会”所整理的数据，在考虑政府扶助项目的效果之前，美国的贫困率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典型水平。但美国的政府干预只使贫困率最终减少了三分之一多一点，但加拿大达到接近三分之二，英国、瑞典和荷兰都达到了大约四分之三。
不平等的加剧恰好说明了布什的减税政策是多么荒谬。上一次当美国有可能成为一个阶层分化严重的国家的时候，是在19世纪后期的“镀金时代”，而当时泰迪·罗斯福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小名泰迪，喜爱他的民众遂以此昵称他，“泰迪熊”玩具之名即源于此——译者注)推进了一项房地产法来抑制财富的集中。在今天新的镀金时代，布什却废除了这项房地产法。好好想想吧。
但自由派自己也有过失，尽管不是很大。他们一方面攻击不平等，另一方面却对所有政府扶助项目都进行辩护——不管这些项目的主要效果是帮助穷人还是中产阶级。尽管以犹他州参议员鲍勃·贝内特为代表的一些共和党人也在提议修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法案，以使穷人的福利能够保持不断增长，民主党人仍然骄傲地坚持对这一制度改革说“不”。他们同时还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抵制对医疗补助和医疗福利的削减——医疗补助对穷人确实非常重要，在医疗福利中仍有大量的资金被社会的较上层包括很多富人所侵占。
因此我们促请民主党人——我知道你们能比这些家伙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做得更好。我知道你们不愿意被人们指责为制造阶层之间的冲突，所以你们躲避起来，对不平等问题不进行迎头痛击，而更愿意空想出一些在全球化时代满足中产阶级愿望的时髦政策。但这样的时髦玩意将是一种错误。应当让每个人主要依靠自己来探索和发现从夕阳产业转向朝阳产业的道路。最核心的问题是，不要使阶层分化成为一种人们所无法逃避的命运归宿。
(本文由LATWP授权刊发，本报记者刘波翻译。本报保留中文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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