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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当下，如果要问我们应该迅速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吗？我相信几乎会得到一致的肯定回答，这是因为不少经济学者和官员大多数公开发表的言论以及媒体上日渐流行的观点是倾向于支持增加消费需求的。这些日子，关于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了消费的因素。我把目前流行的观点大体上表述如下：中国需要尽快提升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让经济的增长更快地和更多地建立在消费增长的基础上，这对于减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对贸易部门和投资的过多依赖是至关重要的。不过，认真的分析并不支持以上的看法。而且我认为以上观点还包含着许多概念和理论上的模糊与混淆，是需要加以辨析的。
也许我们应该从提出以下问题开始进入理论的说明：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总是认为我们现在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呢？为什么我们相信当前的消费“过低”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和问题呢？现在大多数人对消费需求不足的看法几乎是基于这样一个证据，中国的国民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大约为58%-60%，低于世界平均约70%的水平。但是这个证据能说明什么呢？经济学上并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确信一个独立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最优的消费率。我是说，离开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或者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程度，这个证据也许什么都不能说明。
在分析我们当前的消费需求总量时，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还处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上。所谓追赶阶段，就是我们能看见我们与发达经济的差距以及在哪些方面有差距，因此，我们可以迅速赶上来，而且经济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比较小的。既然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那么在这个阶段上，一个最重要的实现追赶的政策就是加速资本存量的形成，这就需要投资的更快增长。这就支持了我们每年把40%的国民收入用于经济建设的这么高的资本积累率。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尽管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批评投资增长太快的声音，我们还是不能忽视追赶这个阶段的特征。在经历了20多年快速经济发展之后，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依然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很多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如亚洲四小龙)差不多用35年完成的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却可能要用上50-7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和过程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维持35%-40%的投资率是非常关键的。东亚经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都保持了35%以上的投资率。所以，国民总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不说明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因此而不能持续下去了。
事实上，在议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前景和鼓励发展的政策时，一个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当前的消费需求的大小是否合适，而在于是否合情合理。从长远的经济增长能力和趋势来说，只要推动经济增长的不仅是持续的资本的积累，同时我们的生产率潜能也在快速积累之中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就必然是国民实际收入的增长，而实际收入的增长将会逐步改变国民长期的消费行为。换句话说，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来看，是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实际收入的水平决定着一个经济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西方和东亚经济的成长过程都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个经济的国民储蓄率是会不断下降的。比如，韩国今天的国民储蓄率已经从20年前的40%下降到了今天的20%左右。这就是说，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小并不是决定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而是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一个结果。
我也注意到，很多当前的讨论似乎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了贸易部门的增长来拉动，并把这个特征解释为中国的“内需不足”。其政策含义往往是，中国需要尽快改善内需，从而减轻对贸易的依赖。这样的看法和分析让人经常被媒体援引，因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在理论上这样的说法并没有道理。从宏观上来说，构成“内需”的除了消费需求之外还包括投资需求。有什么证据说明中国的内需不足呢？不仅在概念上总的消费需求既要包括居民消费也要包括政府消费(政府支出)，而且投资需求也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中国在GDP中维持了40%的投资，而且这个比重与中国的国民储蓄水平大体相当。
因此，从宏观上来说，没有理由判断中国的内需不足。其实，过去这些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要维持的就是足够的内需水平。尤其是在投资需求不旺的那些年份，政府的支出成为用增加政府消费需求来稳定内需的重要公共政策。说中国的内需不足或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内需不足的经济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概念上也是混乱的。在当年，如果我们真的要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的话，那么在投资需求没有相应减少的情况下，只能会使总需求超出总供给，引起宏观的不平衡而出现“过热”。我们在2003年下半年显现出来的经济过热趋势就与之前鼓励短期消费增加的消费信贷政策的实施有直接的关系。
总之，在看待当前中国的消费需求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脱离所处的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我们今天仍需要把40%多的国民收入用于资本形成，是因为我们需要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例如，即使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它在基础设施的存量水平上仍然与西方和东亚的中心城市相差甚远。与美国近20000个机场(包含私人机场)相比，中国今天拥有的机场数量还只有300多个。中国今天的铁路和公路的里程以及政府为国民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的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的水平。这些都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与世界高收入经济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消费份额不可能快速提高到很高的水平，更不能把提升消费需求理解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手段。我们真正应该提倡的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在加快资本积累的同时注意加快我们的生产率潜能的积累，不断改善投资效率。在经济学家看来，开放、竞争、更多的市场、私人产权的保护、立法、金融深化、教育、管理以及企业家精神，这些都是加快生产率潜能积累和改善资本形成效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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