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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戈/文
王唯铭始终称自己为“狩猎者”，这并不始于《上海七情六欲》。他对这个名词中隐含的某种清醒的观察意味和伺机捕捉猎物的行动者意味显然很心仪。但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有点夸张的词，我宁可称他为一个很好的“梳理者”。实际上，王唯铭在他最近的几本书中，一直在以他特有的持久的关注力和对时代细节的敏感与搜集能力，为我们这座城市一个世
纪来的各种物质史做着梳理工作。在《不可遏止的活力》里，他已经为我们梳理了100年上海建筑的风云变革。这种工作也许跟王唯铭心中始终暗藏的“史诗情怀”尚相去甚远；也许因为王唯铭并不是每一个领域的专家，难免浮光掠影；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健忘者，却是最对症的药。而在这个三年就大变样的时代，健忘根本就是一种流行病。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第一次在《青年社交》上读到王唯铭的文章。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面挥舞着切·格瓦拉的旗帜，一面捕捉和审视这座城市的最新时尚。我当时惊讶于他的文体，惊讶于他说出的那些我完全没有知觉到的城市欲望的暗流，因此而记住了这个名字。后来我们成为同事和朋友，渐渐地，我可以开始对他几十年一贯的文体提出我的意见，对他观察到的现象发表我不同的见解。但是有一点，始终是我做不到，也是我最钦佩的，那就是他对生活投入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让自己的目光随时紧跟着时代每一个细微的变动，并且因此而能够攫取到如此之多的生活各个层面上的细节；仅仅是这种“胃口”，就让我叹为观止。
在《上海七情六欲》中，王唯铭继续，甚至是变本加厉地展现他这方面的超强能力。似乎从1965年到2005年间，所有的事件，大到国家的天翻地覆，小到咖啡壶顶玻璃球里变化的颜色，他都记下来了。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他记忆力特别好，还是他早在40年前,就开始有意地为自己的史诗雄心搜集材料。总之，当王唯铭按照年代顺序，把大大小小人物的欲望以及他们的欲望对象清清楚楚梳理好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如此感激他，为一个健忘者杂乱不堪模糊不清的记忆迷宫，提供了一个线头。我拽着这线头，走过400页厚的书，身后的40年,终于可以以一种比较清晰的形象显现出来。
我在电话里对王唯铭说，你的书，前2/3，我看得很激动，似乎让我很真切地回到了我过去的生活，尽管距离遥远，但是如在眼前；反而是书的后1/3，我不太喜欢，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10年，尽管刚刚过去，却有强烈的“夹生”感。我想，这是因为前者在岁月的淘洗下，更容易显露其本质的一面，而后者实在太近，单纯的描摹、难免的猎奇以及似是而非的批判，反而让它们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近在眼前，却摸不着，看不清。王唯铭在从远视调到近视的过程中，有点失焦了。
而这失焦，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欲望本身的性质改变了。
欲望曾经是一种巨大的解放力量，当这种生命本能与那些外在的压制力量激烈斗争的时候。曾经，欲望可以宣称自己就是自由，是自由地实现自己这个生命体的本质力量。那些王唯铭津津乐道的“三包一尖”(大包头、包屁股裤子、包裤脚管和尖头皮鞋)、“大小翻领”、喇叭裤、爆炸头以至牛仔裤，无一不是以生命的名义，试图冲破政治的罗网。1965~1980年间，在一个政治上窒息的时代，私人的小小的欲望成为唯一的武器，即使它无力挑战秩序，它仍然可以为你清理出一块最小的场地，让你保持一部分自我的空间。但是随后，随着个人欲望的正当化，它的性质也悄悄改变了。似乎它从一种革命性的因素，渐渐地向一种维持秩序、维持既得利益者地位的支柱蜕变。
然而事实上，欲望并不具有它表面看上去的革命性，它总是自己反对自己(但是披着别人的面纱)，而从来没有能力去解放别的东西。在1965~1980年间，只是享乐的欲望以个人的名义挑战(清教式的)政治权力的欲望而已，而所谓的自由、解放，只是两种欲望激烈交锋时留下的空隙，一旦某一种欲望明显占据了上风，空隙就迅速被挤压，甚至被取消存在的余地。当享乐的欲望在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以胜利的消费主义姿态逐渐掌握主流，权力的欲望越来越沦为其工具和附庸，自由的空隙就又一次被压缩到很可怜的地步。欲望从来就是这样一柄双刃剑。
现代享乐欲望的“祖师爷”，应该是萨德侯爵。尽管如今学术上赋予他越来越独特的地位，但我始终认为，萨德并不是个斗士。他不愿屈服于迂腐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却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自己的本能欲望。和他猛烈攻击的伪君子、卫道士一样，他也是奴隶，只不过臣服于不同的主子罢了。王唯铭显然对于早年欲望的解放作用印象极为深刻，而且这一直是他用来调和他的理想主义与享乐主义(这两者在他身上几乎平起平坐)的有效手段。但是这也造成了他在面对如今泛滥的消费主义欲望时极大的困惑：那种在望远镜里如此卓尔不群的鲜活的力量，怎么在裸眼的就近注视下，变得如此卑俗、糜烂，甚至带着死亡之舞的气息？当欲望像不可阻挡的泥石流一般逻辑地走向它的自我毁灭(想一想古罗马)，还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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