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林
在此，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杜润生，是中国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他曾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80年代初期以后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参与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制定工作。是公认的并具有深刻影响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
上面这些话，是我从该书上抄来的，当然是权威观点，但读遍此书，我最深刻的印象并不是杜老的学术思想，而是他字里行间透出的反思。
试举一例，杜老记述，“大跃进”期间，毛主席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说如果从纯科学角度上讲，如果把植物吸收的光能转化为粮食，一亩地能产四万斤粮食。于是，包括杜润生在内的负责农业的领导都被中央首长找了去，大家在一起商量，如果一亩地至少打一万斤粮，那这么多粮食，咱们可怎么消化呀，最后还是由毛主席一锤定音，“咱们三三制”(只用三分之一的耕地种粮，三分之一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
正如杜老书中所言，如何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试错阶段，人的思想不统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制度的保障，从而让思想风暴转化为政治实践。
说到这儿，就得和本职工作相联系了，记者的天职是调查真相，然后实话实说，所以从经济史及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我推荐我的同行们翻翻这本真诚的书，顺便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写新闻报道。
巴金先生建议大家说真话，他同时也说过，大多数时候，说真话会被人当成说笑话。我认为，作为新闻工作者，即使被人笑话，也不能说假话。(作者为本报驻华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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