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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松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看过不计其数的审讯笔录，不知道这是来自警察院校专业课程的内容，还是有关警察业务的统一规范，反正每个审讯笔录的正文都是这样开头的：(审讯者问)“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嫌疑人这个时候几乎别无选择，只能说：“因为犯了某某罪。”如果说这种自证其罪的回答具有合理性成分，那也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嫌疑人确实犯罪了，或者说警察抓到他时已是人赃俱获，他在审问时也放弃了抵抗。
但是，如果没有从符合要求的“客观答案”中选择一个，刑讯逼供的发生就成为可能。
最近，在北京的一个法律研讨会上，我说起上述看起来很可笑的现象，一位著名法学家说，他早年在派出所帮忙审过案子，警察就是这样审讯的，一开始就问“你为什么来这里”？他说的那是几十年前的老皇历，难道警察的思维几十年如一日、至今都没有更新吗？
那位法学家说的年代，中国还没有刑事法律，靠刑事政策办理案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是那个时代一统天下的主流思想，警察审讯的是罪犯而不是犯罪嫌疑人。现在，我们不仅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刑事法律，而且引入了代表当今刑事诉讼先进理念的无罪推定原则——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认有罪。
这就是说，在审讯时，警察现在面对的是犯罪嫌疑人，换一个角度说，即使他坦然地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他仍然是犯罪嫌疑人。这个道理并不是很深奥，也不难理解。
再进一步分析，警察每次审讯的嫌疑人，可能十之八九确实是犯事的主。但同时不能否认，有时候抓来的恰恰就是一个良民，这个概率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你来这里干什么”的惯性思维也会遇到百分之百的问题。
首先，如果这个人真的从事了犯罪行为，甚至警方手中掌握了大量证据，嫌疑人仍拒不交待，这样的审讯该如何进行呢？是不惜一切手段也要拿下嫌疑人的口供，还是换一种方式，最后用证据出来说话呢？按照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尽管口供是指控犯罪的证据之一，但“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由此可见，警察无需逼取“你为什么来这里”的答案，只要侦查得力，也能够用证据将嫌疑人送上法庭定罪量刑。
其次，根据法治国家通行的程序正义绝对至上的原则，警方利用刑讯逼供等一切违法手段获得的口供和证据都是无效的。这就可能形成一种与追诉犯罪的愿望完全相反的结果，一个原本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家伙，就因为警察在侦查和审讯时违反法定程序，最后被无罪开释，这在西方法治国家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一旦审讯对象是佘祥林之类的无辜，办案人员还是按照惯性思维，不获得“你为什么来这里”的“标准答案”誓不罢休，最终的结果，乃是重刑之下，必有冤案。这在我们的执法和司法活动中，同样有大量的教训引以为戒。
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法律大会上公开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就是该公约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中国最高立法机关最终批准这个公约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说：“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面对咄咄逼人的“你为什么来这里”的审讯，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进一步的司法审判，不仅摧毁了控辩双方平等的基础，而且使被告人失去了自我保护、自我防御的手段，这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必须检讨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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