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艰难

　　柳子

　　漫长的农耕文明令中国的商业文化先天不足，为商者曾被视为蝇营之徒不齿于世。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关于“商人”的记忆更是单薄。除了遥远的朱陶公之外就剩下胡雪岩了。对前者的记忆如同奥妙的春秋哲学一样深邃智慧，独立而积极向上，他的经营思想和他的传奇经历一样至今读来仍然沁人心脾。而对后者的描述则多了世故和无奈以至悲凉。

　　历史上中国的商人之于当权者从来都是实用主义。用之，则顺手牵来，让你尽情表演，等你有了兴致，它就一手拎着钱袋，一手举着砍刀向你动起手了。

　　中国的商者一直难有独立。在“权威，人治”曾经主导的国家里，商人只是政治的工具。因此中国的商人有了积累，一般为了自身安全或者利益计，趋向于依附政治力量以求保障或者以取捷径。中国历史上关于人生，权利和金钱的经典哲言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权钱交易，以权夺钱，以钱养权如同对权威治国的迷信一样深入中国文化的骨髓之中。能自如游走于政商之间，成了为商者最优的选择。胡雪岩，是中国商者的悲哀,也是中国商者的无奈，

　　显赫一时的徽商多情的早早把自己与政治联姻，迅速的结束了自己的辉煌。但是作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商人一边被统治者在经济上视为财源，一边被统治者在人格上看做巧取之徒。从自尊和安全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艰难，哪怕有人说他们短视。

　　中国最成型的商业文化来自于晋商。晋商的伟大在于晋商独立自主的自信和自尊。他们不媚权势，坚定的以商为荣，以商为命，以商为生，但最终还是毁灭于太平天国，清政府与洋人的围剿之下。近代产生的工业资本家，除了尽力的染上买办和官僚的颜色得以生存外，大部分在风雨飘摇的国运中难以为继。从政治里窜出的商人以及以政治背景进入商界的商人为祸了社会，而决大多数兢兢业业的真正的商人却要为他们恶行负责。中国的商业历史是如此的悲凉，我们对商业和商者在内心深处的警惕远远大于对他们的在语言上的认同。我们惧怕商业和政治的联姻却忘记了商业一直只是政治的附庸。官商和商官其实是两个不可能等同的概念。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用“人治”的眼光打量着商与官之间的距离，大叫“警惕红顶商人”，“商不言政”。前苏联教训的印记使我们警惕着后苏联时代的悲剧，但是善良的学者可曾看到前苏联悲剧的根源在于统治者自身的政变。政变后有70%以上的官员仍然身在其位，而且不少比原来还高，俄罗斯有专家撰文指出，这是既得利益者为使所得合法化而发动的自身政变。至于一夜暴富”猖狂“一时的富豪们，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被利用者。 包括前总理盖达尔在内的一大批生长于上层社会而后从美国归来的经济学精英们口无遮拦的叫喊着：“分了，都分了，即便是强盗拥有了这些财富也会学着做一个合格的资本家。”他们的目的在于制造出一批支持者，在于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既得利益。至于几个寡头的出现，对他们而言只不过当权者达到政治目的时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们后来竟然也趾高气昂起来，甚至有了欺主的嫌疑，但是他们注定只是副产物，在大众从一时的意气中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注定要以替罪羊的身份成为众矢之的，成为政治的踮脚石，成为当权者取悦人民，维护统治的对象。

　　他们曾可怜的嚣张着。

　　俄罗斯的寡头不是我们警惕中国商人的口实。事实上，在我们一再提及这些口号的时候，已经陷入了逻辑的怪圈：我们是要稳固的统治，还是稳定的发展，我们是要用限制一个群体来可怜别的人群用以禁锢发展，还是用推动其他群体的发展从而使各种力量达到进步中的制横？我们不能在以家天下时期的统治理论来看待民国家的发展。与其战战兢兢的守护着祖宗社稷以求稳固，不如稳健的发展民天下的国家以求进步，毕竟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天下即中华”的封建王朝。“中国定则天下平“的自欺欺人，如同封建王朝的万里长城一样，已经成了心理安慰般的象征，因为我们更时刻面临来自七洲四洋的挑战。我们崇拜的老子在它的“道“里告戒我们，患得患失一味追求表面稳定的结果只是适得其反。我们再也不能一边大喊着民主，法制，一边又以自卑的心理度测发展与进步了。我们的舆论和某些学者真的应该反省了。

　　发展着但不独立，生存着但不稳定，认同着但不被信任，这就是中国商业心理史。中国商人的“短视”是历史的产物。小有所成，便去追求奢华与刺激在中国不在少数。但我们能怪他们什么，我们又为他们做了什么？从79年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84年的城市改革，而后接踵迩来的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辩论，公有制私有制的辩论，国有经济私有经济的辩论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似乎有了头绪。对他们而言，在艰难中取得报酬，又面临着增值甚至守护的危险，守成和享用便成了最优的选择。

　　于是到了今日，我们感慨着自己没有一位世界级的企业家，没有独立成型的商业文化，我们成了满心好奇的小学生，对着新奇，一副盲目不知所错不求甚解的样子，从日本，韩国一路学到美国结果日本的经济滑坡，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的安然事件一次次打破了中国企业家的迷梦，他们又陷入了新的困惑。郎顾之争的硝烟不会轻易的落下。长此以往，与

中国经济学家们也面临着全民性责难的困惑一样，中国的企业家也必然难以缔造出不盲目依附不盲目崇拜独立自主的商业文化。

　　向外的注意力已经到返回自身重新打量自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