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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贪官的层出不穷，按来龙去脉，便可划分出许多的类别。比如以作案人员分，就有夫妻合力作案的“夫妻型”，有父子同案的“父子型”，有公媳一案的“公媳型”；比如以赃款去向分，有包养情妇或二奶、三奶、四奶，周旋于几个女人之间的“好色型”，有出入赌场一掷数百上千万的“豪赌型”；比如以捞取的钱物分，有见钱眼开的“敛财型”，有以收藏为名大肆收受书画文物的“雅贿型”，等等。不过，到了近时，贪官中又冒出一个新类来，不仅让人们大开了眼界，也多了一份警示。
何谓新类贪官？请看——
最近被推上被告席的原四川省犍为县县委书记、人大主任田玉飞，涉案金额达3200余万元。公诉机关指控他从1999年任代理区长、区长起，在随后的县委换届中以及担任县委书记，直至2004年9月止，前后不过5年左右的时间，先后收受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四川某集团董事局主席宋某以及犍为县委某部长等36人钱物，包括现金1504.2万元、美元9万元、住房3套及装修、家电、轿车2辆、50万元银行卡1张，共折合人民币1859万元。公诉机关还指控其有1330万元的财产无法说明合法来源。
在庭审中，田玉飞对公诉机关的受贿指控，没有提出异议，但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却提出异议——他在1992至1999年下海经商期间，通过办公司、炒黑市股、开办娱乐城、收取房租及利息等，合法收入应有1000多万元。倘若真是这样，等于是在告诉人们一个事实——这个田玉飞，原来是个商人，是个在短短几年里赚了1000多万元的成功商人。
但是，经商与从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生意场上的成功，并不等于官场上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商人从政，或曰商人从官，使商人在生意场上形成的商人眼光以及交易习惯、金钱欲，与官家的权力合为一体，恐怕很难避免在权钱交易的路上越走越远的可能性。事实正是如此，田玉飞在担任代理区长、区长的两年多时间里，受贿钱物折合人民币245万元，大有狼吞虎咽之势；而在随后的不到3年时间里，竟然受贿1600多万元，更显鲸吞之状。从中不难看出，商人手里的权力越达，贪心也越大；官越大，走得也越远。在田玉飞一案中，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及，那就是2002年川犍电力公司国有股转让，在县委常委会上，他竭力促成将价值4.6亿元的国有电力资产以4000万元的低价“贱卖”给了王德军，之后王承诺回报田玉飞1500万元(实际拿了1200万元)。看，田玉飞就是这样靠手中领导权、决策权，以牺牲国家利益为前提，为自己发疯似的捞取不义之财。商人从政、从官的危害性之大，可见一斑。
田玉飞成为商人从官而后快速落马的一个典型，完全可以说是腐败现象中又一个新情况，因此说他是腐败中的一个新类，毫不为过。
像田玉飞这样的商人，生意场上混得好好的，完全可以继续做他的商人。问题就在这里，他怎么一转眼成了代理区长、区长——一个政府官员，踏上他跨向县官“一把手”的第一个台阶？谁都知道，党政官员属于公务员行列；而公务员的职业要求与一般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要求，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并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公务员的。那么是谁看中了他，抬举了他？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会不会又是一起买官案？当由事实说话，用不着旁人无端猜测。但有两点似乎可以肯定：第一，田于飞不满足于生意场上的“成功”现状；第二，他心里十分清楚，要取得更大成功，需要权力的支撑。这是他弃商从政、从官的全部理由。因此可以说，在他从商人跨向为官的一开始，心本来就很黑，有着某种利益期盼，甚至疯狂打算。这就注定了他无法回避这一悲剧结局。
田玉飞的落马，虽然只是个案，但同样为反腐倡廉敲响了警钟。教训告诉我们：应当设一道防火墙，堵住商人从政、从官的通道，尤其是在法制没有健全的情况下。至于有些地方实行向社会公开招聘处级、厅局级官员，该不该录用前来应聘的商人？我以为应取慎之又慎的态度才对。
(作者：端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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