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祭孔说起

　　思想与政治的分离，使思想者和政治家站在对立面，也就使自由和权力成为一对冤家。这导致了一个后果，即思想越来越激进，而权力越来越保守

　　程巍

　　公元前551年到479年的孔仲尼肯定不会料到，他在公元2005年还享有如此身后哀荣。 自1919年起，他就一直被现代中国人当作中国的祸害而屡遭声讨。其实他生前也没享受多大的荣耀，官至鲁国司寇就打住了，而小小鲁国在春秋五霸时代也只能算作陪衬。

　　正如鲁国是春秋各诸侯国中的一个，孔仲尼的学说也只是春秋诸学说中的一种。甚至，在秦灭六国后，丞相李斯一纸奏章，就使四百六十余孔学弟子命断咸阳，孔学大有不继之虞。汉武帝从儒生董仲舒那里听取了秦亡的教训，改尊儒学。但他与

秦始皇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如果说武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始皇则“罢黜百家，独尊法家”，全都断送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气氛。

　　可惜，思想史和政治史不同。在政治史厚重的地方，思想史往往稀薄苍白，而在思想史厚重的地方，政治史往往乏善可陈。

　　思想与政治的分离，使思想者和政治家站在对立面，也就使自由和权力成为一对冤家。这导致了一个后果，即思想越来越激进，而权力越来越保守。如果说思想和权力本该是脑和手的关系，那实际的情形恰恰是权力恐惧思想、思想恐惧权力。

　　在一个权力容忍甚至鼓励多种思想的社会，不太容易产生政治激进主义。思想既然有多种，那无论它们各自进入思想场前多么激进，一旦进入思想场，彼此之间就形成了竞争和制衡，最终达到妥协，而妥协是政治成熟的标志。如果权力迫使其他思想退出思想场，而独尊一种思想，那退出思想场的思想并不会消失，而是关起门来发挥自己，越发挥越偏激。

　　孔教当然不是一种激进思想，它已成为“经”。当今我们谈起孔孟之道，就像在谈论先秦的文物那样古趣盎然，它也像文物一样曾属于一个相信“君权神授”的等级制的前工业社会。可我们生活在工业化时代，既不相信君权神授，也反感等级制。

　　那么，“祭孔”祭什么？难道以现代传媒直播的“祭孔大典”就是为了召唤亡灵，好让这个身披春秋时代长袍的大圣人穿过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降临在我们的时代，指导我们已经变得茫然失措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则可怜到已无力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一些有意义的阐释？

　　的确，在公祭大典上，出现了花篮而不是“三牲”，给人这么一种印象，仿佛我们和古人的不同仅在于我们是素食主义者，余下的倒尽量做到正宗，例如雅乐、长袍、孔子画像等等。可谁有幸见识过孔子时代的雅乐、长袍和孔子的画像？我们连复古的想象力都没有，到头来只能把自己造就成拟古主义者。

　　但祭孔大典并非没有意义，它至少为曲阜增加了旅游收入。人们到此一游，听一听雅乐，穿一穿长袍，看一看孔圣人像，再诵一诵《论语》，就算与久违的“

传统文化”邂逅一遭了，至于旅游归来，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