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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说自己是给地球理发的人。麦子是土地的头发，王林每年要收几茬，他不单在自家地里收，还游走于整个北方。
2003年5月初，王林坐在内蒙古磴口县火车站候车室里。他没有身份，别人问起时他会说得正式些：我是麦客。
麦客是一家又不是一家，他们相聚相散，如候鸟一样赶着季节的差异行走。从农历5月开始，由河南到山西到陕西，再到内蒙以至宁夏、甘肃，有的还要去新疆，那里有宽广的小麦和棉花。老话说“七月上山，八月下川”，就是利用各地那一个月麦收相错的时间。
在王林的记忆里，自己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麦客，他是甘肃民勤人，那里是中国麦客的输出地之一，每年这时几万人就会一群群结伴向东再向西剪过麦子来，麦客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千年前。
“你一年出来多久呢？”我问他。
“怎么也有一半时间在外面，除了收麦收棉，还帮人建房子，打短工。”王林看着我说，而后问，“你是记者吧？”
王林有着麦客丰富的经历和通常的行头，一个红白相间半人多高的大编织袋，一个黑色有“北京”模糊字样的提包，包的边角吐露着白里子。大编织袋麦客通常用来装被褥，他们仿佛在背着自家的炕游走，而黑提包里则装着毛巾、饭盆、针线之类的。另外他手中提着的是最重要的家当——镰刀。长条形的刀片，两寸宽、八寸长，长把弯柄。
镰刀快不快，看能不能断发；割得好不好，看能吃多少；拢的齐不齐，看手臂长不长肌肉壮不壮。“提把割，高把放，捆下麦子扇子样，垛下垛子馒头样”。多少年来，几乎所有的麦客也都是被有这样标准的顾主打量着的。
王林1米7的个子，不高但瓷实。不少主顾在初看上他时都觉得他力气不够，不过他会堆出憨厚的笑讨好地说，高个不是低头的命，高个哪能做麦客？主顾听了哈哈一笑就拉到家里吃饭，三四个馒头不算多，一碗清水六个馒头是王林的常量。于是成交。
他听父亲说过，解放前很多县城还有专门的麦客集市，后来“割尾巴”了，雇麦客的人被当成地主批斗，后来大家呼吁就不把这看成什么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
三三两两不知来去的麦客也是盲流的代名词。人们用他们也都偷偷提防着他们，他们从地里回来时雇主家的女人们要把家里该收的物件收起来，也不会把女孩子单独留在房里。仿佛是清代一地方官曾要禁止他们出入，但失败了。不过麦客和雇主还是很亲切的，他们几乎隔天就吃点肉，雇主们希望麦客不留力气。不过在行的雇主是不用操心的，只要坐在树阴下喝水下棋或睡觉，等着点麦垛子就好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这里麦客割一亩麦子1元钱。那时7分一碗素面，1角一碗荤面。麦客是小队雇的，给工钱。当时外出做工都要开证明，但麦客不用，以粮为纲嘛！
长得旺的麦子最好的麦客一天也就能割1亩，长的稀拉一天能割1亩半。那时小队有时会给些白羊布，那年月有钱没票也买不来布。麦客能收到布真是最美的时候了，那预示着老婆孩子的欢笑。
这20年宽松多了。生意是走出来的也是问出来的，除了麦地，麦客最常去的就是车站，到了就问：你们那割开没？还有人专门“卖麦客”，他们从城里招来小工或麦客，到了村子，你家2个他家3个就“卖”出去了，一个10元或5元。能被“卖”的人都是最底下的人。
几年前麦客割一亩是35元。去城里工地做小工的农民没啥保障，从早干到晚最高才20元。这样，很多人麦收时就又跑回土地里。
不过，这几年麦客越来越少了。现在小麦和葵花套种的少，联合收割机割又多，麦收时从东向西进军的收割机大军淹没了从西向东来的那群零散游动的人们。王林说是雇主和机械抛掉了麦客。
我遇到王林时他一心想着回家。那是“非典”最肆虐的时候，四处封闭，我们所在的县就死了6人。雇主说我的新房子不盖了，你走吧。王林在县城呆了两天，见呆不下去了，所有的门市和旅馆都关门了，没得吃没得睡。
在那个小站，王林和我都被关在候车室整整一天。我想下去村里采访而被人拦住，只能中午时溜出去进村询问，守门的干部说让我等晚上来往的火车，想去哪去哪就是别在这。
而王林要回民勤老家。他问守车站的干部能否上西去的车，干部说现在县城里的人不许出去。下午，干部说可以给停留在县城的出差者提供宾馆“隔离”，2人一间，一天各50元。王林饿得发慌下下狠心说我也要去，一个干部说，你不是来这出差的，就是有钱现在也没资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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