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重应用轻理论 理论经济学研究受冷落

　　何大安

　　编者按

　　一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发经济理论的“相对贫困”。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热点话题之一，是体制转轨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家的分工问题。这 些讨论曾涉及经济学家的学术理论层次、主体服务

　　职能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学术品格等，但迄今并没有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经济学家分工及其职能究竟由什么规定？经济学家服务于大众要不要关注学术品位？本文认为，社会需要形成经济学的分类，经济学分类决定经济学家的分工，经济学家要展示较高的学术品格，必须摆脱世俗的诱惑。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一步讨论，相信这一讨论有助于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经济学家分工的认识达成更多的共识。

　　人类自从有了社会科学，就从未停止过对学科的理论架构和实际应用的边界、范围等方面的分析研究。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疆土”的不断扩张，促使人们对经济学分类与经济学家分工等相关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尤其是随着不同类型经济学家服务于不同对象所引发的学术观点、研究领域、分析方法、社会公认度的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货币化和非货币化收益的现实，更是激发了人们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兴趣。但是，现有的关于经济学家角色的分析，通常集中在经济学家的类型划分、研究特色、社会作用等方面，而很少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对经济学家的分工问题进行专门的解说，尤其没有从经济学分类的规定性来谈论经济学家的分工。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

　　明晰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的相互关系，有助于理解不同类型的经济学家所从事的不同的研究工作，从而停止那些把经济学家划分为“三六九等”的不必要的纷争

　　经济学的分类问题，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科内部的层次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它同社会发展决定经济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的需要相联系。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至于这三大经济学各自内部的细类划分，我们仍然可以从实践对理论提出的要求来回答。

　　综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经济学的分类是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进程相联系的。以经济学分类的排序而言，一般是先有理论经济学而后有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就某一大类的再分类排序而论，则是由理论层次到具体应用层次的扩展。例如，以应用经济学来说，是先有应用经济学理论，后有投资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保险经济学、销售经济学等等，而不是相反。这是人们所熟悉的，不再赘述。

　　经济学家的分工是指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具体领域及其对象性。随着社会经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就像没有哪一个数学家能够精通所有的数学领域一样，如何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这就是说，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通常会调整特定研究对象的分析范围，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这可以理解为经济学家分工对经济学分类的反作用。

　　概括而论，某一时期经济学家的分工是由经济学的分类所塑造的，经济学家分工的不断变化又会影响或制约经济学的分类，而所有这些都是由经济学的发展必须适应现实需要来规定的。例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对不确定条件下人类行为方式的研究。传统主流经济学对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并附加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但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它会受到许多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约束条件越多就使得经济理论分析越容易脱离实际。于是，一大批非主流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他们改变经济理论分析的“游戏规则”，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揉合于经济学分析。显然，经济学家的这些努力重塑了经济学的分类和经济学家的分工。同时，随着理论经济学新的分类的出现，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也会随之发生新的分类，经济学家的角色也会在分工方面发生变化。明晰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的相互关系很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经济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现实需要性和重要性，停止那些把经济学家划分为“三六九等”的不必要的纷争。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的队伍不断壮大，理论经济学研究被冷落，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十分明显。

　　国内一些学者曾从研究对象、服务对象以及经济学的研究层次等方面把经济学家划分为多种类型，认为对经济学家的划分要有统一的标准。围绕这些标准，对经济学家的学术背景、服务对象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学家的“贞节”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如几个月前的关于“经济学家究竟有没有集体失语”的争论。这些争论十分激烈，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学家的划分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有关。

　　从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服务对象以及由此派生的综合职能考察，我们倾向于把经济学家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概括和总结，经济学的理论平台需要不断地重构和提升；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和手段，需要有反映经济运行机理的理论作指导；企业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信息和环境，需要经济学家来把脉。因此，这种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研究或服务对象为依据的经济学的分类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社会经济活动要求理论研究分为不同的类型，这些要求是经济学分类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学家分工的社会规定性。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学家的分工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的队伍不断壮大，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十分明显。为此，很多学者对之展开过批评性的评论，认为理论功底不扎实的经济学者不宜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指手划脚”。

　　以上现象也反映了理论经济学备受冷落的问题。诚然，这种受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可能是研究政府和企业关心的问题比纯粹的理论研究能够取得更高的收益。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在我国比较显著。我国的体制转轨使政府和企业经常碰到一些亟需利用经济理论解释和解决的问题，于是，大量的纵向和横向课题应运而生，一些原本可以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成就的经济学者，为经济效益计，纷纷挤入了政府或企业经济学家的行列，他们或千方百计争取高额资金支持的课题，或到处作专题报告和讲座。相形之下，那些专心于理论研究的学者便深感冷清。无独有偶，政府和企业的政策、投资等方案由于获得了理论依据，批准立项和具体实施就一马平川了，一些媒体以自身利益计也不甘寂寞，或不切实际地刊登介绍某某企业如何了不得的长篇大论，或将一顶顶“著名经济学家”的桂冠戴在一些学术水平平平的经济学者的头上。更有甚者，个别“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直接插手于金融市场，为股市行情“说文解字”。如此等等，可以理解为是导致我国现阶段经济学分类、进而经济学家分工“比例失调”的催化剂。

　　人类社会存在着许多妙不可言的现象。一些本来名不正言不顺的行为方式，如果蔚然成风，便可以名正言顺而没有任何风险。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孙注：比如体育博彩，比如婚前同居，比如交结评委)。不过，对个体没有风险并非意味着对社会没有风险。理论经济学受到冷落，不仅会降低经济学这门一级学科的水准，而且会对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产生不良的影响。从需求来考察，社会不仅需要理论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家，而且也需要应用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方面的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但经济学家指导社会经济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素质和功底，必须熟悉宏观微观经济运行的机理，必须具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殊不知，政府和企业经济学家诊断政府的大政方针和企业的营销策略，是以扎实的经济学修养为前提的，仅仅依据表面现象大发议论是危险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任务是在精通理论的前提下如何将理论服务于实践，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是“货真价实”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需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些爱好评论的人，在对不同类型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理论框架、学术层次、学术造诣等进行综合评判时，喜欢对那些学术水平一般而身居要津、或专事“雕虫小技”之研究的经济学家进行艺术性嘲弄，从而流露出以“家者大师之谓也”来判别“经济学家”的思想痕迹。其实，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经济学家是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活动研究的学者，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理论贡献将其划分为大师级经济学家和普通经济学家，大师级经济学家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著名经济学家。但这一崇高的学术称谓是学术市场赋予的，不是自诩的，也不是全然由媒体烘托的。因此，我们倒是奉劝那些学术成就平平的经济学家，在对待“著名经济学家”的美誉时，应该谨慎。

　　经济学家的档次之分没有经济学分类的规定性，从事理论、政府、企业研究的经济学家均可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不过，西方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通常是在理论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后才成为著名的政府经济学家或企业经济学家的，很少有相反的情况。例如，凯恩斯是先有《通论》才成为超级政府经济学家的，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基本上是由一流的理论经济学家组成的；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也存在着类似的情景。联系我国的情况来看问题，应当承认，人们对那些理论水平一般甚至从未写过一部被社会公认的论著的所谓政府或企业经济学家的非难，不能说没有道理。凡是有过一定学术生涯的学者都知道，做学问是要历练的，是要耐得住甘坐冷板凳之寂寞的，那些认为政府、企业经济学家的进入门槛低、走捷径容易的学者，倒是应该冷静地思考思考来自同行的指责。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给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方式开药方，但政府调控经济运行并不直接需要深奥的经济模型，企业投资和产供销不需要来自微观经济学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经典教诲，老百姓的理财活动也不需要复杂的市场、价格、供求理论，这在客观上对经济学的分类从而对经济学家的分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现在很多人提倡要把深奥的经济学理论用浅近的语言来表达，以指导人们的市场经济活动。最近，温家宝总理提到了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概念，希望经济学家们能够给老百姓的经济活动“指点迷津”。我想，温总理的讲话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涉及到了经济学的分类和经济学家的分工问题。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任务是在精通理论的前提下如何将理论服务于实际，而不在于经济学家的类别划分。

　　总之，社会需要决定了经济学的分类并由此规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社会要求经济学体系由理论、应用和管理三大块构成，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则是“货真价实”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需要做出自己的贡献，以繁荣经济学的文化市场。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