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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整体世界是从海上形成的。由郑和开始的海洋世纪，包括东西方向海洋的开拓历程，正是这种东西方共同向海洋的不懈探索，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所以，我们在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纪念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
蒋耀波
感谢郑和，为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这样一条闪着灿烂光芒的航迹。
第一个中国航海日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的今天(7月11日)确立，用意义伟大来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关于这一壮举，报上、书上、电视上已说得足够多了，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问题是，何处是我的锚地，我该从哪里启航？
郑和下西洋是航海史中的重要篇章。评价郑和下西洋，自然会将中西航海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我注意到，无论从我国学者的昔日研究报告，还是近日的报刊文摘，总有这样三个数字很醒目地被反复提及：比哥伦布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
其实，比较不但要有可比性，而且应该是全方位的，抱着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观点和态度来纪念郑和下西洋，来回顾600年间的历史地理大发现，无疑会增强不同民族和人民的共识。个别民族的任何伟大事业都是为全人类完成的，航海事业尤其如此。
中西方航海时代的社会前提、统治者的政策、航海动因、航海内容等都各不相同。就如今所言的技术层面，还有航行的组织形式、航海技术、对未知海域的探索、对海洋世界的认识等方面的不同。清醒而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一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个民族的品质。
无论有多少不同，在历史的一个关键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他们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创造了惊人的海上事业，而这个事业的突然结束同样是惊人的。当欧洲人满怀热情和希望扬帆出海投入到发现的年代中时，中国却正封锁它的边界，困守在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的长城内。有史学家于是给出这样结论，中国人有充分的技术、智力和资源，足以成为发现者，但却使自己成为被发现者。
我并不十分赞同这个结论，我也无意更多去争辩。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地理大发现，但中国当时的富裕、文明、发达却激发了欧洲的探险家冒险远游的热情和开辟新航路的欲望。处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在讲到亚洲时，中国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据说，哥伦布当初的目标就是想到中国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繁荣的中国无疑是大发现的直接动因之一。
我不能不说，郑和毕竟是最初的发现者，而这个最初发现者的最动人之处在于他的20多年间的七次往返。
一个民族若要去遥远之地充实自己的财富和知识、受到启迪，必须具有返回故土的能力。后代把返回故土叫做“反馈”。对发现者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它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出海、为什么敞开海洋标志着人类的一个伟大时代。在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探险事业中，没有反馈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享受并得益于前人的反馈，是人类的主要能力。海上冒险行动，甚至它们的单程成功，本身并无重大意义。所以到达目的地还不够。要使世界上各族人民相互得益，必须有返回的能力，回到启航的地方。
如此说来，郑和在近20多年间七次往返，其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15世纪末，达·伽马航海东来，登陆地正是郑和走过了七次的印度卡利卡特。东西方在这里汇合，一个人类的新纪元由此开端。
是的，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整体世界是从海上形成的。由郑和开始的海洋世纪，包括东西方向海洋的开拓历程，正是这种东西方共同向海洋的不懈探索，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
所以，我们在纪念郑和60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纪念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天。直到现在，洪都拉斯、巴西、厄瓜多尔、委内瑞拉、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巴哈马、哥斯达黎加等十几个国家把这一天或这一天前后定为美洲发现者哥伦布日予以纪念，西班牙则定其为国庆节予以庆祝。
哥伦布的首次远航探险、航渡美洲，开辟了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并安全返回的新航程，从而把美洲和欧洲，进而把旧大陆和新大陆紧密联系起来。哥伦布的首次远航探险，航渡美洲在航海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使由中国人开创的15世纪初以来的大航海时代和航行事业发生了质变和飞跃。在此以前，不管使郑和下西洋还是葡萄牙人探航西非，都是靠岸返陆的航行，都是不远离陆地的近海航行，而哥伦布的首次远航离陆地最近点为6500多海里。哥伦布的首次远航把大航海时代的近海靠陆的远洋航行推进到远离陆地跨海航行的阶段，同时，也里程碑似的标志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
我们同样不会忘记麦哲伦。由麦哲伦指挥的西班牙探险队的首次环球航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地圆学说、水多陆少说、海洋一体说，从而确定了大地的基本形状和大小。恩格斯评价道“从而真正发现了地球”。
首次环球航行在航海史上最重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人类历史上迄当时为止航程最长、历史最久、航迹面积最广的一次航行，它把大航海时代推进到又一个新的阶段，即环球航行阶段。
首次环球航行在殖民主义史、商业航运史、天文学、博物学等方面也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恩格斯曾经这样对环球航行结束之时的世界形势、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10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面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起崩溃了。在人的外界视线和内心视线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视野……”
其实，仅仅把世界大发现的代表人物界定在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无论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角度看，也还是不全面的。历史证明，哈得逊、叶尔马克、巴伦支等等这些人的发现和影响并不比哥伦布等人逊色，他们同样拥有着自己伟大的航程，我们同样向这些伟大的航程致意。
当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秋的一天在华盛顿按动电钮，打开了巴拿马运河的闸门时，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永远地连接了起来；麦哲伦海峡也就完全变成多余的了，它的命运随之也就不可挽回地决定了，它从此可能只是变成了历史和地理教科书里的一个概念。
但这又何妨。
历史上任何一次功绩的历史作用，从来就不是由它的实际意义决定的。只有帮助人类认识自己，并增强其创造意识的人，才是使人类丰富起来的人。
在人类知识的地图上，整个世界仍是个“新大陆”，最令人瞩望的标志永远是未知领域。对于发现者，这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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