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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岚/文
美国联邦第七上诉法院的理查德A波斯纳法官开创了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法律现象的经济分析法学，近十年在中国法学界红透了半边天。迄今，煌煌十大本的《波斯纳文丛》译著已经出齐。
人还没过世就在异域出了著作全译本，此等隆遇，不仅外国法学界无他人可以匹敌，国人当中也鲜少人可以与之媲美。
近些年来，波斯纳法官一心要借新实用主义哲学开路，把他的经济分析法学推广到全球。但是无论在美国本土还是在欧洲，波斯纳都遭到了来自主流法学界的激烈批判。倒是在中国大陆，虽然波斯纳对发展中国家的法学向来不以为意，这么浩大的《波斯纳文丛》工程都没见他来做个序，但是，波斯纳的话语霸权却着实确立起来了。
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的林立先生对大陆法学的“波斯纳现象”颇为惊奇，对波斯纳本人的观点也不甚赞同，于是写了《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以与大陆法学界同仁探讨。此书体系完备，考据翔实，足见林先生受德国法学浸淫多年的深厚功力。更难能可贵的是，此书于繁复学术考据中，始终贯穿一股对人心维善和社会公义的浓浓人文关怀，读来让人感奋不已。
经济学和法学本来都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二者相遇，又有一些根本的前提性冲突；用林先生书中的话来讲，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有些问题上是无法对话的，其立场和视角是“不可共量的”(incommensurable)。经济学以效率为终极追求，而法学自古都是“人事和正义的科学”。经济学家们对于这种“不可共量性”也有深刻的体察。波斯纳创立经济分析法学主要是受了科斯定理的启发，但是科斯从来都不热衷于把他的理论推广到法律领域，因为法律领域存在太多的非市场行为；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波斯纳根本就没搞明白他的理论。
经济学大师们都知道经济学自身的界限所在，但是，波斯纳法官是个半路出家的业余经济学家，他眼里就没有这样的界限。他的经济分析法学就是要追求法律制度的效率，实现社会的“财富最大化”。对于非市场行为，要将其视为虚拟的市场行为，然后运用科斯定理来重新界定法律的权利义务配置；如果自愿交易费用很低，就应当创建绝对的权利，如果交易费用为正，就应该把权利初始授给那些出价最高因而也最珍视这些权利的人，以此来使交易费用最小化。
就是顺着这种“谁出钱最多就给谁权利”的一根筋思维，再加上惊人的写作热情，波斯纳法官已经把法律改写为刺激财富最大化的代价体系，改写了几乎所有部门法中的权利义务体系。而为了贯彻他的思维的一致性，他已经作出很多惊世骇俗的结论；出钱多的人有“权利”违约，有“权利”歧视劣等种族，甚至还有“权利”强奸，只要能够促进社会的财富最大化。
林先生在书中指出了波斯纳理论中的三大死结：第一，财富最大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谁的“财富最大化”？第二，“财富最大化”一定带来幸福吗？第三，如果为了追求“财富最大化”，造成一些违背正义、践踏人性尊严的荒谬个案，怎样证明这样做的正当性？波斯纳迄今都没有解决这些难题。近期他推出的新著题为《征服法律》(overcoming law，大陆中译本译为《超越法律》)，声称要用实用主义的解毒剂来使他的经济分析法学变得更为实用。但是实用主义本身不是一种自足的哲学，同样存在自身的死结：第一，对谁实用？第二，怎么才算“实用”？第三，不同主体之间的效用存在冲突，厚此薄彼如何证明其正当性？这三个问题，可以同上面的三个问题相呼应。而这三个问题，不光波斯纳本人解决不了，实用主义哲学自己也解决不了。波斯纳在法官席上的作为也表明，他的理论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实用。
读林先生的书，不但深刻地意识到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可共量性”，也更深地体会到不同学者之间学术态度的“不可共量性”。诚如林先生书中所言，波斯纳是一个极其不严谨的学者；他对传统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攻击经常是歇斯底里的和不负责任的，很多言论和市井俗人对学术的鄙夷几无二致，无怪乎德沃金说他有“反理论”倾向。
如林先生所言，经济分析法学是因为意识到法学自身不科学、不严密的局限，力图用经济学科学将法学规范化的一个“科学帝国主义”的迷梦。然而经济学家们谁敢断言经济学是严密的经验科学呢？“五四”以降，科学是与民主法治携手而来改良中国文化的舶来品。但是，波斯纳法官的科学帝国主义大厦里却很少民主的气味。
20世纪70年代经济分析法学草创伊始，一位评论家就敏锐地指出，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财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讲，误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分析法学不过是一种伪科学；虽然学识渊博但品味低俗的波斯纳法官，不过是时下西方满地都是的后工业资本极权统治的一个十分卖力的吹鼓手罢了。-
(《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参见2005年第11期《财经》杂志“读书”栏目“本刊6月荐书”)
讲述历史的另一种方式
□ 吴洋/文
“这汉子伫立在鼓楼之下，手中紧紧捏着一封信函，盯着那连通西安内城和守卫森严的西城门之间长达1英里的通衢大道。”没有预兆，历史就像是小说一样，传奇般地开场了。
这位将3华里换算成1英里的叙述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就这样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镜头，将观众吸引到一段严肃的历史影像中来。他告诉我们，历史一旦从落满尘土的档案袋中取出，立刻就会恢复它本来悬念迭起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皇帝与秀才》大概是史景迁——这位美国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迄今最好看的一本学术畅销书。
那是一件发生在1728年的荒诞案件。曾静，一个湖南乡村的秀才，毕生居于穷乡僻壤、最远只去过长沙的教书先生，如愿以偿又始料未及地成了历史的主角。他起草的一封完全建立在道听途说和凭空想像基础上的策反书信，牵连了无数人为此丧命。他为此身陷囹圄，却又幡然省悟，并从此感受到皇恩浩荡。曾静用御赐的银子买田置地，成为了地主，同时周游各地，为他和皇帝合著的《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成为传达皇帝意志的钦定喉舌，皇帝许诺对他永不追罚。
曾静虽获赦免，此案却牵扯出了清初大儒吕留良。当时，吕留良已去世45年，但其文字仍流传甚广，为曾静以及众多对现实怀有不满的文人所景仰和利用。这比一个无名秀才的反书更令当政者忌惮，最终吕氏家族为之破亡。
雍正皇帝用了五年时间做出上面的裁决。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民间的谣言，规范文人的思想，并维护皇家的威严。但是历史证明，这位操控一切的异族天子绞尽脑汁，却为自己设计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潭。
短短两年之后，他的儿子乾隆皇帝便推翻了他的裁决，将曾静等人迅速处死，并将那本精心策划的《大义觉迷录》一概销毁。漫长的二百多年，人们所谈论的还是那古老的谣言，而雍正皇帝为自己辩护的剀切文字似乎从来就不曾存在。
历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节，如何选取并进行讲述，越来越成为受人关注的话题。和许多历史学家相比，史景迁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故事”意识和对人的关注。
正如他在结尾所说：“这样一场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和僻居山村的秀才之间的恩怨，一则牵涉进无数人物角色的公案，全是缘于湘西安仁县的大路边有一个学馆，一个不起眼的教书先生，缘于这个教书先生差了他的门生充当信使，揣着一封将掀起狂天波澜的谋逆书信，踏上漫漫北上之路而发端的。”他以高度组织的方式，剥落了不甚相关的成分，展现了历史事件强烈的戏剧性。情节曲折之外，皇帝、秀才、大臣、师爷，各种权力纠结在一起，组成一个社会图景。这是历史与文学内在的沟通，也必然是历史的真相之一。-
(《皇帝与秀才》，史景迁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出版社新书录
《相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奥特弗利德赫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经济学》，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包公遗骨记》，陈桂棣、春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江晓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非常道》，余世存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我的哈佛岁月》，李欧梵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观念史论文集》，洛夫乔伊著，2005年5月第一版
《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刘增合著，三联书店2005年5月第一版
《法国电影新浪潮》，焦雄屏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电影是什么？》，安德烈巴赞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沈弘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民间灵气:癸末甲申田野考察档案》,冯骥才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6月本刊荐书
《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林立著，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5月第一版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葛兆光著，三联书店2005年4月第一版
《易学今昔》，余敦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我选择，我向往》，张炜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书报话旧》，郑逸梅著，中华书局2005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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