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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安徽省泗县大庄镇卫生防疫保健所组织数名乡村医生，对该镇17个村19所学校学生接种了甲肝疫苗，共接种2500多人。6月17日早，有学生开始出现异常反应，反应程度不同，人数不断增加。
据报道，这其中，6岁的小学生李威已在23日死亡。对于李威之死，结论存在分歧，尚需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明确。但在这酷暑难当之中，部分孩子心肌酶谱异常升高，正在家长的
泪水中承受痛苦。我们得知，当地简陋不堪的小医院根本无法接纳这么多的患儿，一些地方只能把给孩子注射的药水挂在户外的树枝上。
有关方面很快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正在围绕疫苗购、运、种的各个环节展开全面调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宣布在全国开展一次疫苗质量专项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违规生产、经营疫苗和过期失效疫苗问题。这些孩子们，以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换来了一次卫生医药行业的大力整顿。
温家宝总理迅速作出“人命关天”的批示，卫生部部长高强指出：当前的重中之重是做好学生的救治工作。
另据报道，“孩子们出现不良反应之后，县里的领导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他们一是要全力以赴抢救孩子的生命，另外还要加紧追查事件的责任人。目前大庄镇卫生防疫保健所的所长、副所长、业务员，三人被刑事拘留，剩余的1000多支问题疫苗已经送往国家疫苗检验中心进行检验。”
“县里的领导几天几夜都没合眼”，足见事态的严重性。不过综合所有公开的信息来看，如何抢救孩子的报道不够多，申辩自己是清白的声音却出来了。
同时，我们新闻从业人员，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又开始了新一轮反思，开始了新一轮制度分析。有分析认为，疫苗市场的放开，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可直接从疫苗生产企业购进第二类疫苗，利益之驱动，是造成此次疫苗事件的深层原因。也有人指出，继SARS之后，疫苗事件再次暴露了基层卫生防疫体制的种种弊端。
我们的报道，不可谓不充分。我们的反思，不可谓不深刻。但是，报道-问责-反思，这一切，似乎成了我们驾轻就熟的例行功课。功课做完，同样的悲剧可能仍会上演。去年此刻，阜阳农村的孩子们遭受“劣质奶粉”荼毒，我们义愤填膺；前不久，我们为那些被洪水吞没了灿烂笑容的沙兰孩子扼腕叹息。灾难一而再、再而三，为什么总要让我们的孩子来承担？如此这般，我们需要有多大的词汇量，才能一次次表达我们的忧伤？
同样是在6月16日，就在泗县疫苗事件发端的这一天，还有一则新华网的消息：河南省宜阳县董王庄乡大石岭小学，因严重缺乏桌椅，许多孩子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听课，许多孩子稚嫩的膝盖，已跪得淤血斑斑。6月17日上午，8岁的吕贻鹏揉着有些红肿的膝盖，怯生生地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叔叔，我好想坐着听课。”
报道称，大石岭小学是用财政扶贫资金和D级危房改造专项资金建成的。但因财政扶贫资金和D级危房改造专项资金不足，大石岭村倾其所有，投入几万块钱补上缺口，而面对学校桌椅缺乏之状，村里已无能为力。
这则6月16日的报道，与泗县疫苗事件一起，在我们中间传递着沉重与悲伤。
这两起事件之间，其实有着非常相似之处：有价疫苗市场从防疫系统中剥离，也就如那些桌椅被从公共服务中剔除一样。这样看来，是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系统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本末倒置，该打破的垄断没有完全打破，不该市场化的部门却在市场化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这就是说，我们仅仅反思卫生体制改革、反思教育体制改革，显然远远不够，问题的关键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的定位和职能。我们需要拿出行动。否则，这种反思，往往以财政负担过重为缘由，或以体制不顺为借口，很可能就转变成一种集体委过。我们不想再听到这样的牢骚：我们也很难过，但我们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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