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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谕新
自从我做了性的研究——确切地说是关于年轻女性的恋爱、婚姻、职业发展等等的研究。只不过这一切，很遗憾的，我觉得从她们性生活方式去看更为有趣——我发觉我的朋友们对我总是暗含了一种期盼：就是希望我的私生活从此狂野起来。比如，他们会很幽默地问：听说你“亲身调查”啦？一旦我对他们的暗示加以反驳，他们就会不屑地加上一句：“
我X，还女权呢。”
那我就讲一个女权的例子吧。
前一段时间我的教授聘了一个研究助理芝芝，聘她的重要原因就是她长得漂亮。这个研究助理的任务是混进歌厅，和舞小姐交朋友，以便调查她们的“多性伴”现象。教授做这个课题其实有她的目的性所在：她想知道，近来在西方后现代女权中流行的“开放式多性伴关系”，在香港有没有现实可能呢？比如，这些舞小姐会不会告诉她们的性伴：其实你只是我裙下之臣中的某一位？
芝芝的课题还没有太多进展，自己的生活先出了乱子。原来芝芝是有一个男朋友的，男朋友忙的时候，芝芝就会有“备用男友”顶上。在芝芝的生活伦理里，“备用男友”不会伤害到男朋友。因为第一：她和“备用男友”只是搂搂抱抱的关系，甚至有一次他们开了房，最终仍然没有“真正的做”，那自然是因为芝芝坚持不做的缘故；第二：芝芝会把“备用男友”藏得好好，让男朋友永远不知道，所以永远不会对男朋友造成伤害。有了这两条生活伦理，芝芝在男朋友和“备用男友”之间过得好不逍遥自在。
可是女权主义一上来，芝芝的生活就乱套了。因为芝芝越是学习那些理论，越觉得其实“开放式多性伴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好：无隐无瞒，坦坦荡荡，多好！女人为什么就要生活在欺骗中？为什么不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就像她访问的那些舞小姐，她们就是谁的男朋友越多越引以为荣的。
理论给芝芝壮了胆，她首先破了“备用男友”第一禁忌：两个人又去开了房，上了床，而且“真正的做”了。接下来，第二条守则也突破：她选了一个自以为合适的时机，向男朋友“坦白”一切。
你可以想见那种结果——男朋友不断地追问：When？ Where？ How？ Why？ 芝芝发现，自己每一步的坦白，造成的都只是更进一步的伤害。
两个人纠缠着，最终还是要分手。芝芝不堪其烦，辞了职，离开香港去了另一个城市。临走前她问我：“你看过那本开放式性关系的书吗？”这是教授叮嘱我们的必读之物。芝芝的功课显然做得不好。直到这个时候，她还没有真正读过那本书。她不知道，书的作者是个美国人，同性恋。
有一个回答可以对付所有倡导我“亲身调查”的建议：如果我研究暴力犯罪，是不是自己先要杀个人？然而这样的回答似乎太过强烈，不符合我一贯的作风。实际上我常常这样说：“你知道吗？女权有很多种。我是中国式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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