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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劲松
说来有点不可思议，今天我在工作之余信手翻阅着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启功书画集》，忽然接到友人发来的手机短信：“启功老于今天凌晨逝世。”接着就收到报社的约稿电话，嘱我写篇短文，以追思启功先生。
一般意义上，追思当然不可避免地充满着生人对逝者的哀思，但我觉得对于启功先生的仙逝不必作如是观。人总是要死的，启功先生今年已是93岁高龄，这样的寿终正寝在洞达生死的中国人看来已经令人欣喜——我们习惯上称之为“白喜事”。作为一名佛教徒、一名信仰佛教的智者，我想启功先生早已在生死关上自由无碍了吧。当年释迦牟尼曾贵为王子，之后又曾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雪山苦行，这样的大起大落终于成就了他对生命的正觉。
启功先生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他自幼失怙，备尝艰辛，经历过家道的兴衰和民族的危亡，以及之后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功又可谓大红大紫，各种荣耀的光环都加在了他的头上。我想，这种起伏、这种反差，肯定能够成为智者觉悟生命本质的资粮。
的确，一个具有佛教信仰的人不仅能够正视生死，同时还相信死并不是生命的结束，生和死都是生命存在的不同形态。实际上，祈求生命不因死亡而延续下去是人类的普遍愿望。人们不厌其烦地生儿育女，就是想让自己的生命在子孙身上得到延续；而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他的生命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作品而不朽；同样，一个教育工作者，为人师表，他的生命无疑地会由他的弟子们传灯不息。
启功先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早已桃李满天下；作为一名学者，其著述已经等身；作为一名艺术家，他的书画作品也已为世人视为珍宝。
在我看来，启功先生留给后人最珍贵的遗产还是他在学术上的求真精神，换言之，他本质上应当是一名真正的学者。作为学者，求真自不待言；而其他诸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之类的头衔，哪一个不是在和“真”字打交道？就是在自由地表达心性的艺术领域，也充分体现着启功先生求真务实的作风。这里我且举一个例子为证。启功先生对碑学有着深入的研究，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精研碑帖，并将之借鉴到自己的书法艺术中来，但是他又不是简单机械地加以临摹，而是尽量将碑刻拓片和出土的墨迹以及唐人的摹本比较印证，究其得失，从而寻求古人书法的真面目。
启功先生有句名言：“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这是他学碑的经验之谈。我们知道，古代碑帖上的文字一般都要经过书丹(或勾摹勒石)、镌刻、传拓等工序，再加上年代久远、风化剥蚀或木板干裂以及搥拓的粗糙，往往和原作的面目相去甚远，令学者无所适从，难以捉摸。启功先生说，学碑帖的人，往往在帖中因点画全白、笔画无浓淡，便以为是毫锋饱满，中画坚实，其实这是错误的。因此学习碑刻书法，必须明了刀和毫是两种不同的工具，并细心体味刀、毫的特点和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才能把握书法的真谛。他还不无幽默地说：一个人如果见到口技演员学鸟叫便误认为人的语言就是这样，这岂不是大笑话？
行文至此，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启功先生是一个和霭可亲、笑容可掬的老者。他在我的心中是活生生的，我无法在字里行间表达出我的哀思。我想，真正的哀思是不是要等到痛定思痛之后呢！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宗教艺术研究室主任，院书画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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