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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学鹏
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发现在那个年龄阶段，我们班的学生流行独奔群奔夜奔，以及私奔。从政治源头学上讲，这是孩童启蒙般地开发自己的示威政治，来应对家长和老师对自己成绩指标的重压。从教育心理学上讲，这是一种“早期焦虑症”，是幼儿进入成人社会早期指标的一种“心理崩溃”。天啊，我们这么早就曾经崩溃过。
必须说明，私奔是我的幻想，主要是来自一个当时我私底下喜欢的女生，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了，毫无音讯。结果，女孩自己回来了，一脸轻松。所有心急的成人们在迷惑中噤声。
私奔女回来之后一直处于极端兴奋之中，她甚至在上课时间给身边的陪衬女孩大讲私奔南京的见闻，她说了南京大城市种种好处，她竟然说：在南京，你觉得钱是钱了，很值钱，因为有很多东西你没见过，想买，而在我们这里(贵池)，钱不是钱，溜达商场一番，最后发现没什么好买的。
而在我的印象里，在长辈灌输里，在市井的言谈里，一直觉得大城市物价奇高，人们在标价商品前需要不断擦亮自己的眼睛不断估量自己才敢购买，物价过高，钱就不值钱了，这是一种下意识。而这个下意识被一个私奔女挑战。
私奔女是对的。可怜的我，在快30岁的时候才领悟到私奔女的私奔见解无懈可击。这是一个女孩的直觉对一个男人岁月的嘲笑。当我们过去把对消费者福利的判断的注意力放在诸如商品价格，内在品质上，我们就忽略了多样性对福利的强刺激，以及对消费者福利的优化。
稍微定义一下所谓的商品多样性(Variety)。这种多样性是来自某类产品的可选择集合。过去，很多经济学家对商品多样性都是用生产这些产品的厂家来定义，据我所知，目前定义多样性数字的主流意见是根据这种牌子方式来界定得来的，而不是根据厂家数目。
价格优势与多样性
实际上，多样性其实比价格更重要，因为商品的多样性拓展了市场的宽度，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消费者宁可稍微牺牲一点价格(让价格上升)来换取消费者有更大的选择范围。
最近阅读到著名经济学家Christian Broda和同事David Weinstein研究分析了美国从1972年到2001年的多样性和进口物价指数的关系的论文，他们的研究表明：这30年来，进口带动了进口物价指数(import price index)的上升，每年的上升幅度是1.2%。但是这种全球化国际贸易使美国产品的多样性从74667 7731类产品上升到 25921516390类产品。
这意味着进口提高了国内总的物价水平，但是增加了多样性。尽管消费者的福利提高指标一向不好测量和剪裁，不过，他们用严谨的计量研究确凿地显示，进口带来了更大的消费选择度，消费者可以在不同品牌间跳移他们的购买意向，消费者惬意地选择和对应着自己的“口味”(偏好)，尽管这个过程会到来一丁点的价格上升。
事实上，当了解了多样性对消费者福利的强劲贡献时，可以升华某种推断。过去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相互间的比较优势，大家都获得了人工成本更低、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这是全球化福利的源泉，但是，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全球化还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品牌，更大的选择，和更加合适自己的“口味”。
这种由于口味的诱惑带来的多样性要求，呈现出绵绵不绝的势头，根据Christian Broda和David Weinstein的论文内容显示：2001年，美国人用将近2800亿美元的代价(大约占美国GDP的3%)来赢取多样性。也就是说，美国人宁可用这些钱选择其他的牌子商品，也不选择既有的价格更低廉的同类商品。
多样性给消费者更多福利
如果我们肯定并赞许美国人的这种对于口味和多样性的热情，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怀疑：那种用“相对收入”配合“物价水平”的方式来测量消费者生活水平高低的方式是不是显得非常的老套和充斥着偏见和盲区？而CPI的数据是否夸大了人们的成本承受，而隐蔽了人们的福利愉悦？
如果把多样性，口味和消费者福利联系起来重新审视一些历史时段，就会得到一些截然不同的有趣结论：对美国人来说，根据1972年-1988年的国民收入水平和价格指数数据，美国经济学家算出一个带有传统眼光的结论：在1972年-1988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是停滞不前的。
实际上，如果带入多样性，口味和消费者福利联动的思想，我们在1972年-1988年其实消费者福利提升最快，因为很多国家，向美国人进口商品的国家，比如南韩和中国，都在自由化他们的经济，都在意气风发地参与全球化和美国市场，他们为美国人和美国市场带来了多样性。
在2004年5月期《美国经济评论》上，尽管数据很不全，但是经济学家还是大致估算了多样性增长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多样性增长让中国，墨西哥，前苏联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的消费者得到了很大的福利。他们的福利增长应该在2位数以上，大约是美国的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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