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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勇
日前，北京市城市问题专家预测，未来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不会像人们担忧的那样无限制扩张下去，2008年以后，流动人口的规模可能呈现高位徘徊甚至略有下降的趋势。
不少人立即抓住这一“好消息”作为如下观点的证据：目前，全面放开大城市户籍门
槛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一旦实现，市场机制所蕴涵的“连通器”式的作用将自动抹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三农”问题将不复存在。
在户籍改革问题上，这无疑是报刊媒体的主流观点。以下两个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去年年底，北京一知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认为1958年的《户口条例》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基本宪义，应予废除，这一“义举”受到各方热捧；而在今年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惟英在一份提案中建议，北京市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的平衡，由此招致众愤，甚至屡屡收到骚扰电话。
然而，仔细考量，认为户籍改革一放就灵的流行观点无异于一种不可实现的寓言和神话！
首先，户籍制度不能全盘否定，并且目前仍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我们知道，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城市失业越来越严重的同时，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反而持续增长，城市混乱拥挤、贫民窟林立的“城市病”一直困扰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的城市诟病，正是因为户籍制度限制了城乡人口的过渡流动。
考虑到城市公共资源的稀缺，这种限制仍是必要的。因为，户籍问题所指并不在于户籍管理本身，世界上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也不在少数。中国户籍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依附在户籍之上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安排，这也是不合理的真正所在。然而，实践已经证明：取消城乡居民的户口差异容易得可以一蹴而就，而使进城农民享受同等的权利和福利却难上加难！
我们必须直面的事实是，城市教育资源、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养老保险、交通绿地等公共资源已经非常拥挤，并且这些资源很难在短期覆盖到每个人。也有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应该让农村居民平等地分享城市资源。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个公平问题。因为对有限的公共资源自由开放，势必导致“公地悲剧”，也就是说，公共财产遭受毁灭性的滥用。
在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如此巨大、城镇化严重滞后的条件下，户籍制度的立即取消，城乡制度完全一体化，大量人口的涌入必然导致城市陷入混乱甚至崩溃。这对特大城市和传统体制浓重的城市来说是尤为危险的。
其次，放开户籍后，转移人口的就业无法解决。据保守估计，我国农村尚有剩余劳动力2亿以上。而当前城市的就业形势是：全国现有下岗失业人员1300万人；每年新增劳动力、复员转业军人、高校毕业生等需要就业人员1000余万。同时，劳动力需求的情况是，近年来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带动的就业人数增长仍然徘徊在0.1个百分点左右，每年城市新增就业岗位只有数百万。这意味着，取消户籍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后，转移人口中将会有大量无业者，并且城市应该向他们提供基本保障，而这在目前是无法做到的。
最后，退一步考虑，既便城市户籍完全放开，人口全面流动也不会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我们知道，虽然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但仍然存在1亿左右的流动劳动力，然而，巨大的人口流动并没有有效地拉平城乡差距，这表明，我国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劳动力不仅是相对过剩，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是绝对过剩。而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使得普通劳动力的工资被锁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既便立即取消户籍制度，近期也无法转移全部剩余劳动力，城乡差距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缓解。
考虑到这些因素，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立即全面取消，其结果并不是一些人期望的那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三农”问题，而很可能带来城市和整个经济发展的混乱和破坏。郑州曾在2003年8月完全放开户籍，然而去年9月紧急叫停。沈阳等地也出现过类似反复。这些不是最具说服力的实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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