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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清友
6月2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今天的中国比日本精明。而且，比日本更有威胁力，美国应该对此予以强烈的关注。克鲁格曼这样写道：“15年前，当日本公司大规模买进美国公司的时候，我是那些站出来劝美国人不要惊慌的人。也许你期望我现在用同样的话语来说明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差不多。可是
，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当年来自日本的要严重得多。”克鲁格曼认为，应该防止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优尼科的交易成功。
最初看到克鲁格曼的文章，笔者还是觉得出乎意料。虽然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是理论和现实中争论的一个问题，但是在经济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内，经济学的主流还是宣扬贸易自由主义的。对此，保罗·克鲁格曼也曾有过一番总结：“支持自由贸易是专业上人格正直的标志”；“理解比较优势原则和赏识自由贸易的成效，这是区别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与冒牌货之间的关键所在。因此，即使年轻莽撞的经济学家，在直接对这些基本信条发起挑战，还是会犹豫再三的。”当然，克鲁格曼本人并不是无条件的自由贸易支持者，他的理论从来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
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都对一个国家能够从国际贸易得到的利益进行了系统论述。在他们的观念中，国家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甚至认为其他方面的利益比经济利益更加重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是当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鼓吹自由贸易是因为对他们有利。但是当时的“落后国家”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却从不这么看。这些当时的“落后国家”主张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其核心在于强调国家间差异，不同的国家应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
因此，对于克鲁格曼的言论，我们也就不必感到惊奇了。当他在媒体上抨击布什政府的政策的时候，我们千万别忘了，他抨击的是政府，而不是他的国家。当然，我们也不必为克鲁格曼的言论感到恼火，你能期望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吗？
不仅如此，即使有些爱说中国人喜欢听的话的经济学家，当他们在夸夸其谈的时候，我们也许得仔细分析他说这些话的原因。人们总是希望听到自己希望听到的话，而那往往有陷阱，陷阱往往存在于细节之中。
其实，克鲁格曼更要害的话是这些，他说，有两条原因可以说明如今的中国不同于当年的日本。首先，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挥霍金钱，中国人比日本人精明，中国公司可以向全球的领域进军。另外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竞购或者收购都是以作为美国潜在竞争对手的商业行为出现的。任何大国都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对手，美国也不例外。大多数学者在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总是会不知不觉地站在本国利益的一边，克鲁格曼也不例外。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汉密尔顿、李斯特，再到克鲁格曼，我们发现，历史总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上演，而我们可能却浑然不知。也许这正好给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与克鲁格曼比较起来，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实在是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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