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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松
对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来说，这个从死刑到无罪的案件，是一次具有符号性意义的司法实践。
据报道，在武汉市汉正街做生意的桂某因煤气中毒死亡，此前4个月左右，桂的丈夫
王洪武先后在两家保险公司为妻子投了164.1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事发后，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并以怀疑骗保为由向警方报案，王洪武向侦查人员“供认”了伙同哥哥王洪学杀妻骗保的事实。
武汉中院以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一审判处王氏兄弟死缓，湖北高院接到上诉和检察院的抗诉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武汉中院则“留有余地”，将量刑降低一个标准，以同样罪名判处王氏兄弟无期徒刑。再次上诉后，日前被湖北高院直接宣告无罪，理由是：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
之所以觉得此案对湖北高院具有符号性意义，当然是因为佘祥林冤案。众所周知，佘祥林当年被一审判处死刑，上诉到湖北高院后，被裁定发回重审，此后便如断线的风筝，使得这个荒唐的“杀妻案”就在下级法院就地消化了。
佘祥林在蹲了11年的大牢后，终于等来了“莫须有”的正义。正是湖北高院对这个明显证据不足的死刑案件发回重审，才给了下级法院降低审级和量刑标准的机会，且事后又疏于追查，从而铸成了一起罕见的冤案。
而对于王氏兄弟杀人案，湖北高院两次审理过程耐人寻味，第一次发回重审，再次上诉后，二审期间正好碰上了佘祥林案件，于是，王氏兄弟于日前被湖北高院果断地宣告无罪。
无法据此妄下判断，王氏兄弟的无罪与佘祥林案件到底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湖北高院发回重审和宣告无罪的理由，前者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后者是“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显然，这两个理由只是文字表述略有不同，其含义是一样的。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问题就在这里。既然刑诉法有明文规定，那么，湖北高院第一次就已经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何不直接改判无罪，而是像对待佘祥林案件那样，发回重审？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是程序问题，而是实体问题，确切地说，就是控方无法提供确实充分、程序合法的据以指控犯罪的证据，这直接构成了审判机关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法定理由。
具体到本案，桂某与丈夫王洪武不过是在汉正街做点生意，王突然为妻子投下巨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4个月后妻子“果然”意外死亡，确实令人疑窦丛生，且此类诈骗保险的犯罪时有发生。
怀疑终究是怀疑，如果要上升到刑事犯罪的高度，那就必须拿出铁的证据来。但是，控方提供的证据虽然捉襟见肘，却在“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驱使下，将一个明显不具备起诉条件的刑事案件提交到法庭上。
不能证明有罪，就是无罪，湖北高院这次似乎“斤斤计较”起来。在我看来，这“斤斤计较”的价值非同寻常。毋庸置疑，从王氏兄弟的投保行为，到桂某之死，存在着一连串令人生疑的地方，疑罪，到底是从轻还是从无？如果从无，是否会放纵犯罪？在“疑罪从轻”的司法观念根深蒂固的大背景下，法院将会承担何种风险？
再假设，当年湖北高院直接宣告佘祥林无罪，那又会怎样？而这一次，如果不是佘祥林冤案的出现，无罪推定的原则是否能在王氏兄弟的身上体现，并且最终获得“疑罪从无”的待遇？这个“经验”，相信湖北高院不难总结。
“疑罪从轻”与“疑罪从无”，一个是有罪推定，一个是无罪推定，反映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司法价值判断，孰是孰非，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相信法官们不难理解。建立在有罪推定基础上的“疑罪从轻”观念，尽管屡屡酿成冤案，也不断受到谴责，却依旧顽固不化，但愿湖北高院快刀切除这个毒瘤后，决不给它再次复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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